李清照主要以其易安詞享譽宋代文壇，並受到後世讀者的喜愛。20世紀的李清照研究，也以對易安詞藝術成就的探索為中心，這涉及到以下一些問題。
一、對易安詞的總體評價
關於李清照易安詞的藝術成就及其曆史地位，曆來評價是比較高的，即使對其思想內容、意趣情調頗有微詞者，也承認她藝術上的高超傑出。有研究者認為，在整個文學史上，李清照的成就與地位甚至可以與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比肩；而於詞史上的地位，擬之蘇、辛不遑多讓。胡雲翼《宋詞研究》說：“隻有這位女詞人李清照，在宋代，雖則詞人濟濟的宋代，而她的作品雖擬之於極負詞名的辛棄疾、蘇東坡，也決不多讓。有人稱清照詞為婉約之宗，更有人說李清照是北宋第一大詞人，依我看來，這都不是過譽的批評。我們知道清照的成就，雖僅及於詞的一方麵，而她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已經與偉大的騷人屈原、詩人陶淵明、杜甫永垂不朽了。”陳冠同的《中國文學史大綱》，民智書局1931年版；胡行之的《中國文學史講話》，上海光華書局1932年版；柯敦伯的《宋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等，都持類似的說法。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更譽李清照詞為“絕調”，說：“像她那樣的詞，在意境一方麵，在風格一方麵，都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她是獨創一格的，她是獨立於一群詞人之中的……她是太高絕一時了，庸才的作家絕對不能追得上的。”對李清照的褒揚，除其天才興發外，更重在其情感之真摯，以為在中國詩詞裏，多半是無病呻吟之作，其真為誠實的詩人，真有迫欲吐出的情緒而寫之於紙上者，千百人中，不過三四人而已。李清照便是這最少數的真詩人中的一個。
也有學者對李清照詞頗不以為然。如劉毓盤《詞史》論及李清照時說：“蓋其生於北宋之季，沒於南宋之初，同時諸家，片玉大聲，或所未見。過神其說，而未得其平。”深有“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之意。吳梅《詞學通論》則於“易安詞最傳人口”、“世皆謂絕妙好詞”的《如夢令》之“綠肥紅瘦”、《一剪梅》之“紅藕香殘”、《醉花陰》之“廉卷西風”、《鳳凰台》之“香冷金猊”，及《聲聲慢》、《永遇樂·元宵》等，認為或“頗有傖氣”，或“上下文皆不稱”，或“皆太質率”，都有貶謫。他說：“大抵易安諸作，能疏俊而少沉著。”這或許與他們持薑、張“雅詞”的審美標準評詞有關。李長之在《李清照論》中，對李清照的一些過譽之辭一一批駁，認為人們推崇李清照的理由，“一是專從‘詞匠’上著眼”，“一是專從‘女人’上著眼”，都不能把握其所以高明之處。他甚至認為李清照代表不了婉約派——她的作品太少。他承認在李清照“高貴的一方麵，確具有像一般最偉大的詩人所達到的境界”，在這方麵可與屈原、李、杜並列；但他同時指出：“可惜的是，她的作品留下的太少，而留下我們所指出的那樣堪與第一流大詩人比的作品尤其少！”而且“就現有的作品看，李清照不能時刻發揮她那高貴的一方麵。假如我們把她放在屈原、李白、杜甫、李後主之列，我們終不免躊躇”。故李清照終不能成其為“偉大”。
五六十年代，人們對李清照易安詞的藝術成就持基本肯定的態度，認為她是婉約派的一個代表高峰。褚斌傑《論李清照詞及其創作》一文說：“李清照在詞的創作上的特點和成就，就在於她對於詞的提高不是另辟門徑，而是在原有的特點上，克服了過去許多缺點，而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夏承燾《李清照詞的藝術特色》從兩方麵肯定了李清照詞的藝術成就，其一，李清照詞“反映了婉約派在時代激流影響下的變化和發展。在婉約這一詞派中，她的詞應該說是一個高峰，她是整個北宋詞中婉約詞派最恰當的代表人。這是這位女作家在詞史上的地位”。其二，她明白如話的“語言和音律和當時形式主義的作家是取對立的態度的，這對宋詞發展無疑有其很良好的影響。這是她的作品在詞史上的價值”。王學初在《李清照集校注》中，亦稱李清照“較之柳永、周邦彥，固然遠在他們的上麵，就比較南北宋其他大詞人，也不見得有多少遜色”。又說：“李清照……使婉約派發展到了高峰，從此也沒有人繼續下去。”評價是極高的。
“文革”以後，對李清照詞藝術性的研究，較之五六十年代的討論當然重視多了，研究成果也更豐富，論述更加細致深入，但大體仍承其緒而來，一是承認她是婉約派的一個高峰，一是肯定其承前啟後的曆史地位。李玉銘《論李清照的婉約派詞風》稱：“李清照所開創的‘易安體’繼往開來，集婉約派之大成。”陳祖美《讀李清照詞心解》認為，王士禎《花草蒙拾》稱李清照為婉約派之宗，未必允當。“但他以為她的婉約詞‘難乎為繼’卻很有見地。”雖然有所保留，但評價也是比較高的。榮憲賓《李清照對宋詞發展的兩個貢獻》為此問題的專門之論，他提出兩點“作為對已有結論的補充”：首先，李清照發揚了柳詞用語淺近的風格，不僅使“淺俗之語”為詞生輝添彩，並使其真正在詞這一藝術殿堂中站住了腳。其次，在閨詞盛行的宋代詞壇上，李清照以獨到的功力，成功地塑造了“思婦”的典型形象，真正唱出了“閨情絕調”。
吳熊和《唐宋詞通論》稱：李清照“這些詞的時代性和李清照個人的藝術獨創性如此完美地統一，使傳統的詞風得到了充實和改造，這不能不說是李清照對宋詞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後來陸遊、辛棄疾等除了豪放壯烈之詞，有時也借傳統詞風表達深沉的愛國情懷，不過比李清照邁出的步子更大與更堅定有力罷了”。顧之京《李清照文學史地位的再認識》一文，對李清照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作了全麵的把握和描述，認為“從詞史上看李清照的特殊性”時，李清照詞的獨特藝術成就有如下幾點：其一，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體式——易安體；其二，“以尋常語度入音律”而且能“化俗為雅”；同時“用經用史”，卻又“自然而工”；其三，以女性身份在詞中直接抒寫愛情生活；其四，在詞中把個人的愁思愁緒與傷時傷亂的家國之痛融為一體；其五，“牽雅頌入鄭衛”，對詞的創作傳統進行大膽變革。論述可以說很全麵了。
可以說，大多數研究者對李清照詞的藝術成就的評價都是相當高的，但是也有論者持有異議。趙山林的《談談李清照詞的評價問題》，就對李清照詞評價過高幾方麵提出質疑，並一一作出駁論：首先，李清照是不是遠在周邦彥之上？持肯定態度的，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來，頗不乏人。可他認為，無論從詞意境的深厚沉著方麵，還是從風格的豐富性、結構的完整性和多樣性，以及詞之音韻美等方麵看，周詞都超過了李詞，因此，雖然李清照也自有其成就，“但比較起來，周詞確實是更多地體現了婉約派詞的多方麵的藝術特征，因此，說李清照遠在周邦彥之上，是不妥當的”。其次，婉約詞到李清照是不是就到頂了？一些學者（如王仲聞）是持此說的。文章則認為，“實際上，李清照詞並不是婉約詞發展的終結……在她之後，婉約詞仍然有很大的發展。對這些作品都應該給予恰當的評價，決不能因其產生在李清照之後就一筆抹掉”。第三，李清照在詞史上的影響怎樣評價才算恰當？一些學者（如王仲聞）很強調易安詞的曆史影響，但此文認為，“李清照的詞對後代也有影響，但總的講影響不是很大。”就婉約派詞人而言，李清照的影響是不能和周邦彥、薑夔、吳文英相比的。文章還對兩方麵的評價上之偏差作出駁正，其一曰：閨詞到李清照才開始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其二曰：強調李清照對慢詞發展的貢獻。就前者而言，文章認為“李清照對閨情詞的發展有貢獻，但決不能說閨情詞到李清照手裏才開始有了價值”。就後者而論，文章同意林庚《中國文學史》的看法，認為“專意於小令，確實符合李清照的實際”。“我們不要把別人的長處（慢詞）硬拉到李清照的頭上，以致反把她自己的長處（小令）掩蓋起來了”。文章最後說李清照：“的確不愧是中國文學史上難得的女文學家。但是，對她的思想、藝術成就及其在文學史上地位的評價，應當講究分寸，不需要溢美，也沒有必要以貶低其他作家來搞反襯和突出。”
應該說，趙文對曆來李清照評價中涉及到的幾個重要問題所作的清理和駁正是很必要的，駁正中所提出的一些看法也是比較中肯的，確實觸及到研究界在李清照評價中所存在的某些偏差。
二、李清照詞的風格特色
關於李清照的風格特色，研究者大體都認可前人的說法，將她歸入婉約的一類，當然具體的概括和描述各有不同，各有側重；一些研究者也看到李清照的詞，尤其是她南渡以後的詞，有些突破了婉約的詞風，而有豪放的丈夫氣。
呂思勉的《宋代文學》說：“易安詩筆稍弱，詞則極婉約，且亦妙解音律，所作詞，無一字不協律者，實倚聲之正宗，非特以閨閣見稱也。”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注意到了李清照早年與晚年的詞的轉變，謂其“早年的多清麗妍媚，晚年的多淒楚淡淨”。但總括而言，“這兩種不同的作風中，卻有個共同的特點，這特點便是婉約”。他們將李清照詞語言風格概括為兩點：清新工巧；善用淺俗語。胡雲翼在上海大陸書店1933年版《中國詞史略》中，稱王士所謂易安詞為“婉約之宗”的提法，說：“她寫出來的，不是英雄的詞，而是兒女的詞，不是粗豪的詞，而是婉約的詞。”認為“李清照描寫的本領，卻是能夠把那些用慣了的用舊了的淺而且俗的文字，綴成一些極清新鮮麗的詞句，這是作者運用文字有特別的技巧”。在《中國詞史大綱》中，胡雲翼又稱李清照詞“不僅具有諧調的音律，美妙的字句，完成了詞的形體美；而且能不露痕跡，自然地把她的意境情感在詞裏盡量表現出來”。他也提到了李清照前後期詞風的不同，認為“她前期的作品，綽約輕倩，嫵媚風流，一如良玉在手之令人把玩不忍釋手”。“清照後期的詞，多愁苦之作，讀之令人淒愴欲絕。”薛礪若的《宋詞通論》，說李清照詞“最能表現出女性的美來，其柔媚婉秀流暢，機杼天成，非時輩所能企及。”所謂“柔媚婉秀”自然是婉約路子。至於“女性的美”，薛礪若稱清照詞中“可以完全暴露出女性真實的情操來，與男作家試作香豔的閨情詞比較，其藝術上的表現力，自不可相提並論了”。這些意見，於後來研究者當有啟發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