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詞的分類研究，指按寫作題材和內容的不同，將辛棄疾的詞分為農村詞、詠春詞、豔情詞、俳諧詞、閑適詞等類別，進行更具體細致的論述。
一、農村詞
辛棄疾隱居江西前後達二十餘年，其間創作了大量的農村詞和山水詞。對於辛詞這部分創作，尤其是農村詞的創作評價，一直是學界討論的問題。基本上持肯定的態度，大體上皆能作持平之論。如龍榆生《試談辛棄疾詞》一文，將農村詞稱為“歸閑生活中的辛詞別調”，他說辛棄疾雖曾做過“躬耕”的打算，但由於他的階級出身有相當距離，他想把雄心收斂起來，化為悠然自得的恬淡風趣；但他的“自由之果”（陸九淵說——作者原注）卻是本性難移的。又說由於他長期習慣於農村生活，在思想、感情上，也就不期然而然地漸漸和農民接近，因而構成另一種清新樸素的詞格，擺脫了他那愛“掉書袋”的習氣。而且指出，他這種白描手法，多少受了他的濟南同鄉李清照的影響。所以龍榆生稱這是辛棄疾的別調，也可以說是本色，是值得人們學習的。
80年代以來，關注辛棄疾農村詞的漸多。季續《簡論辛棄疾的農村詞——兼談辛棄疾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對辛棄疾農村詞作出了極高的評價，將他的農村詞放在詞風變革中來研究考察，指出：“這些農村詞作為愛國詞的一個側翼，在詞風大變革中衝開了一個新的突破口，把詞從王公甲宅、阿房曲院、青樓酒肆中解放出來，使之得以回到廣闊的農村天地中去遨遊，獲得了新的藝術生命力。”“從詞風大變革的意義上來看，辛棄疾的農村詞和他的愛國詞一樣具有開創性，雖然二者的成就和影響的大小不同，但其在文學史上的開拓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文章還探討了辛棄疾農村詞取得卓越成就的生活基礎問題，指出：“從很年輕的時候起，辛棄疾就開始參與社會活動，不斷和農民接近，進而廁身於農民中間，對農民的認識不斷深化，在這個基礎上，他對農民產生了比較深厚的感情，和農民建立了相當密切的關係。沒有這個生活基礎，他是寫不出價值如此重大的農村詞來的。”
沈泊華的《論辛棄疾農村詞的詞風》，認為淳樸的農家生活灌注了詞作的恬淡風味，將辛棄疾農村詞風概括為清新紆徐、淳樸真切。認為如果說辛棄疾當年那雄健豪放的政治抒情詩的主導風格是時代性的反映，那麼農村詞所表露的清新紆徐、淳樸真切的獨特風格，自然也是以另一種形式對時代的反映。劉乃昌認為，相對於城市歌館、上層社會題材充斥詞壇的宋代，“稼軒的農村詞雖然沒有更多地描寫農民疾苦，仍以值得珍視的社會意義和美學價值而引起人們注目”。應子康的《稼軒農村詞新探》則認為，從稼軒詞總體來看，它不僅僅是描繪田園之景，田園之事，田園之樂，同時還抒發了詞人身處江湖，心懷國事的愛心，抒發了其宏圖難展的憂憤，抒發了對理想的憧憬之情，惟其如此，“才能使他的農村詞在總體上與其他愛國詞篇情調相吻合，確切地了解稼軒被迫閑居時的人生態度，才能夠確切評價詞人的一生”。
有研究者認為辛棄疾的農村詞是作者順應了曆史潮流、克服了階級局限的創作，其寫農村詞是有著深厚的思想基礎的，但也有持否定態度的，如王永健《試論辛棄疾及其〈稼軒詞〉的局限性》，認為辛棄疾的農村詞醜化了農民，歪曲了農民形象，掩蓋了階級矛盾。也正是出於這種看法，張亞新、葉誌恒《試論辛棄疾農村詞的局限性》認為，辛棄疾的農村詞“一方麵體現了他的審美價值和生活理想，另一方麵也說明了他的階級局限和思想局限。也正是這種局限性導致了他的農村詞沒能反映出現實農村的本質和全貌”。此外，顧之京的《辛棄疾農村詞篇什探究》，針對辛棄疾農村詞研究長期存在的概念範圍不明確、數量不確定等問題，對稼軒農村詞的範圍作了界定，認為：“農村詞應當是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麵內容的詞作：一是農村的風光與風土人情；二是農村生活的剪影；三是詞人的鄉居生活以及與農民的交往。含有以上幾方麵內容的詞作，可以被稱為農村詞。”因此，不能把農村題材與山水風光題材、歸隱山林題材混為一談。也不能把稼軒某些含有一兩句農村生活內容的詞作，統統納入農村詞。基於此見解，文章將辛詞中的25首詞確定為農村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