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遊主要以詩名家，但他的詞和散文在南宋亦能成家，其創作成就可以說是多方麵的；此外，他的詩文理論在文學批評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這些都為研究者所注意，並加以探討。還有就是其作品的輯佚、辨偽和編年，這些基礎工作也一直有人做。
一、陸遊的放翁詞
據《全宋詞》所錄，陸遊存詞143首，陸詞固然不能與其詩並稱大家，但不論從數量還是質量看，都頗為可觀的。不過，早年有關陸遊詞的專門之論極少，見於文學史、詞史者，多是將其歸為辛派詞人之列的，當然也多能見到其風格的多樣性。
胡適的《詞選》選陸遊詞21首，比蘇東坡和秦觀還多，僅次於辛棄疾和朱敦儒，他說：“陸遊為南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早年慷慨自喜，有誌於功名，故所作詩詞多悲壯激烈。晚年漸歸閑適，描寫自然界景物，清麗可喜，與楊萬裏、範成大同為‘自然詩人’的大家。他的詞也有激昂慷慨和閑適飄逸的兩種境界。劉克莊論他的詞，曾說：‘其激昂感慨者，稼軒不能過；飄逸高妙者，與陳簡齋、朱希真相頡頏；流麗綿密者，欲出晏叔原、賀方回之上。而世歌之者絕少’（《後村詩話》續集）。”王易《詞曲史》說：“今觀其詞纖麗時複有之，要以疏爽處為多；蓋其晚年返雄心於恬淡，所謂‘蕭條病驥，向暗裏消盡當年豪氣’，其自道固確也。”薛礪若《宋詞通論》認為：陸遊詞“兼具雄快、圓活、清逸數長，然終為其詩所掩”。又說陸詞的悲鬱慨時之作，“較稼軒、於湖、蘆川諸人之壯烈，亦少異其趣了。他雖悲憤，然頗近於頹廢一流。他的一些小令……才是他《劍南詩集》的本色語了。其造句之圓融清逸而富詩意，隻有範石湖足與比並，而尚且未能如此圓細”。陸侃如、馮沅君的《中國詩史》，謂陸遊“這百餘詞的作風是難以‘豪放’或‘妍媚’等簡短的辭句說明的”。其“熱愛祖國而引起的悲憤是與辛棄疾、陳亮諸人相近的”。而“陸詞的妍處實近賀鑄”。因此，“陸詞的作風是多方麵的。我們說他接近辛，主要是為著那些愛國的詞”。
但也有學者持論有異，吳梅《詞學通論》說：“務觀與稼軒，不可並列。放翁豪放處不多，而傳誦最著者，如《雙頭蓮》、《鵲橋心》、《真珠簾》等，字字馨逸，與稼軒大不相同。”劉麟生的《中國詩詞概論》，也認為陸詞“作風是多方麵的”，但他將陸詞歸入“閑適派”，以有別於“豪放”、“婉約”二派。楊慎《詞品》嚐雲陸遊詞“超爽處更似稼軒耳”，書中認為“超爽便是閑適”，不過“陸遊是有政治上理想的，所以他的閑適詞中，有時不帶著嗚咽之音，這是他與朱敦儒的異點”。
50年代後，於陸遊詞的討論有深入、全麵的展開，而更留意於他的愛國詞。夏承燾的《陸遊的詞》認為：“陸遊的詞，以數量說，遠不及他的詩；以創作態度說，他原是看不起這種文學的。”因此難免有“輕心掉之”的率作，但終究“瑕不掩瑜”，更多的是“決非一般作家所能及得到的好作品”。他說：“陸遊的詩，由江西派入而不由江西派出，精能圓熟，不為佶屈槎牙之態，他的詞也同此風格。”“陸遊詞中也還有表現愛國主義精神，抒寫他一生不忘匡複之事的名篇，這類出於他手，也仍然是舉重若輕，神完氣足。”他將陸遊詞與兩宋諸大家詞作比較，說：“陸遊這些詞，比之兩宋諸大家，姿態橫生，層見間出，不及蘇軾；磊塊幽折，沉鬱悲悒，也不及賀鑄；縱橫馳騁，大聲鏜靉，尤不同辛棄疾，但是他寫這種寤寐不忘中原的大感慨，不必號呼叫囂而為劍拔弩張之態，稱心而論，自然深至動人，在諸家之外卻自有其特色。”
劉遺賢《談陸放翁和他的詞》認為，陸遊是重視詞的，“他作詩是為了表明自己愛國之心，發抒愛國熱情的。因此，他對詞的看法不可能迥然兩樣”。又說：“陸遊在他的詞篇中，充分反映了他報仇雪恥，為國立功，恢複祖國統一的正義要求和願望，同時，也反映了他在統治階級的壓抑打擊下那種憤慨不平，抑鬱悲憤的痛苦心情……因此，盡管他的詞在數量上不算多，比起他的詩，隻不過百分之一，但它們同樣反映了當時人民的思想感情，起著進步作用。”關於陸遊詞的藝術成就，他歸納為三點：一是由於他熾烈的感情，豐富的幻想，構成他詞中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二是多樣化的風格，而這多樣化的風格之中，“豪放”仍是他的本色；三是語言形象、生動、自然、通俗。
朱東潤的《陸遊的詞》認為：“南宋前期，辛棄疾和蘇軾相近，陸遊和秦觀相近……蘇軾擺脫了詞的舊道路而發現了新方向，但是秦觀還在原來的道路上徘徊。辛棄疾和陸遊的不同，也正在此。從這一點來說，辛棄疾是勝過陸遊的。不過陸遊究竟是和秦觀有所不同。時代不同了，他有必要把他對於時代的認識，在詞中反映出來。”具體說來，陸遊《釵頭鳳》、《青玉案》（西風挾雨浪翻聲）等詞，“一往情深，正是南唐北宋以來的一條路，是陸遊從秦觀那裏接受過來的”。但陸遊詞與秦觀詞又不能沒有區別，秦觀關懷的是個人的情感，而陸遊並不局限於此，“他們兩人所處的時代不同，因此反映不同，風格也就不同了”，然而陸遊並不是就走上了辛棄疾的道路，“陸遊始終沒有脫離纏綿的本色，因此不能走向奔放的道路，這是辛、陸二人分手的所在”。
胡國強的《心在天山，身老滄州——讀陸遊的愛國詞》，重點分析了陸遊愛國詞，認為“也和他的詩一樣貫穿了愛國主義精神”，於當時和後世都有極大影響。至於其“閑適詞”，文章以為“這類詞也應屬於他的愛國詞篇，隻不過是詞的表現形式不同而已”。論及陸詞藝術風格，他認為：“陸遊的主要風格是和蘇、辛相近，突出地發揮了豪放派的藝術風格……他的詞感情充沛、情緒樂觀、風格豪放、激昂慷慨、氣勢很猛，詞句沉鬱頓挫，從而保證了他的大家地位。”他的詞固然也有婉約之作，兼豪放、婉約兩派之長，但豪放是其主要風格。論及陸詞藝術特點時，將其概括為簡練自然，接近口語，極易為人理解，言之有物，而又淺顯暢達；善用比喻；寫景很有特色，技巧高妙幾個方麵。葉嘉瑩《靈詞說（續十四）——論陸遊詞》認為：“陸遊對詞之態度可以說大體是自否定而漸趨於肯定的。”但陸遊“一直以衡量詩之眼光來衡量詞，而卻對於詞之所以為詞的真正的特質並沒有深刻的體會”。不同於歐陽修之“以詞人之筆法為詞”，也不同於蘇軾之“兼以詞人之筆法與詩人之筆法為詞”，陸遊是“全以詩人之筆法為詞”的。“於是當陸遊將其詩人之襟抱，以詩人之筆納入此一具有跌宕之致的形式之中時，便形成了一種獨具之風格。”於此，葉嘉瑩讚同馮煦《蒿庵論詞》之說——謂放翁詞“逋峭沉雄”。而陸遊詞仍頗有可觀者，一則既具備了真摯之性情，這一方麵表現在其“與南鄭生活相結合的報國之雄心與未酬之壯誌”的“情意結”，另一方麵表現為對前妻的追懷與悼亡。再則也具備了寫詩之修養。
鄧喬彬《驛騎蘇、秦間——陸遊詞風格及成因淺議》一文，就《四庫全書提要》論陸遊詞“雄快處似東坡”的“近雅”之處作了探討和闡發。文章認為，在南宋特定的曆史條件下，陸遊“寫愛國、憂國的情緒，並且聲明救國和衛國的膽量和決心”，“表達報國無門、壯誌難酬的悲憤”，繼承蘇軾“以詩為詞”的傳統。文章稱：“平心而論，陸遊詞‘雄快處似東坡’者不多，因為表現‘從軍樂’的甚少，但其‘意不平’之作，卻是‘詩人之言，終為近雅’，是蘇軾‘以詩為詞’精神的賡續發揚……而陸遊更因時世之變及個人抱負，‘江山’、‘樽俎’都賦予了抗敵禦侮、收複失地的新含義。無論表雄心，抒悲怨，皆使詞移就於詩，而多‘言誌’色彩。”“較之張孝祥，放翁詞在‘寓以詩人句法’、‘融取樂府之遺意’同時，更見《詩》之‘六義’的‘雅’，即《詩大序》所說的‘大’和‘正’的特點。這可謂是對放翁‘詩人之言，終為近雅’的特定意義的理解。”同時，陸遊之“纖麗處近淮海”，則又有“詞人之冶蕩”的另一麵。文章認為，陸詞“幾是半蘇半秦，各得徐妃半麵之妝，並無階段性的不同傾向者”。又認為陸遊詞帶著南渡以來“以‘緣情’為本位的詞不期然而然地向‘言誌’移位、詞的詩化成為一時的必然”這一大趨勢之餘勢，故必然會繼承蘇軾的路線。從這一方麵講，“陸遊以詩之所長的格力施於詞之所短，嚴格說來，並未得蘇軾‘豪放’、‘雄快’的一麵……放翁詞主要是繼承蘇軾‘清曠’的一麵”。而從陸遊讀《花間詞》的兩篇跋語和跋後山詞中，可見“陸遊局部地承認了‘倚聲作詞之簡古可愛’、‘高古工妙’，在藝術上承認了詞的文學進化”。但他在自題“長短句序”中，“卻是對‘文樂相表裏’曆史的宏觀描述，‘其變愈薄’的總括性論斷，體現為崇古意識下的‘遞降’觀”。文章最後指出：“‘驛騎於蘇、秦之間’並非陸遊之本意，而是創作的結果，這也反映出‘因’、‘革’之間的兩難心態，這樣，也必然造就出‘奄有其勝，而皆不能造其極’，‘其短其長，其具在是’的結果。因而，作為詞人的陸遊，就隻能是蘇、辛間的過渡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