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夔為一布衣詞人，因白石詞而久負盛名，是20世紀詞學研究中極重要且有爭議的作家，貶之者稱他為“詞匠”，褒之者譽為“開山大師”。其“野雲孤飛”的白石詞風，讓研究者難以琢磨。他的詩和詩學理論，在宋詩史和文學批評史的研究中也頗受重視。
一、薑夔生平事跡考
薑夔終身未仕，《宋史》無傳，一生行實，多不能確定。20世紀以來，賴諸多學者多方搜輯，其生平約略得以澄清。以年譜、傳記論，有易藝林的《南宋詞人薑白石》，《湖南大學期刊》1932年第7期；馬維新的《薑白石先生年譜》，《勵學》1卷，1933年1-2期；鄒嘯的《薑白石詞係年》，《青年界》第6卷，1934年第1期；夏承燾的《白石道人行實考》，《燕京學報》1938年第20期；《薑夔年譜》，見《唐宋詞人年譜》，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年版；唐圭璋《薑夔評傳》，見《中國曆代著名文學家評傳》第三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等。在這些論著中，以夏承燾的《白石道人行實考》（後收入《薑白石詞編年箋校》，中華書局1958年版）搜羅最富，審定最精，體例最為完備，其中包括薑夔的世係、生卒、行跡、著述、交遊、議大樂、合肥詩事、石帚辨、雜考、係年等，於曆來許多存疑或誤解的白石生平，都詳加考辨，可謂集成之作。薑夔生平可爭議者較多，舉其要者，為生年、卒年和石帚辨，下麵分別敘說。
（一）生年。大致有兩種說法：
1.“1158年”說：陳思《白石道人年譜》（四部叢刊本《白石道人詩集》附錄），定薑夔生於紹興二十八年戊寅（1158年）。
2.“1155年說”：胡適《詞選》持此說。夏承燾《行實考·生卒》說：“其探春慢序雲：‘予自孩幼，從先人宦於古誣。’據薑虯綠年譜，從宦漢陽（古誣）在隆興初年。若以十歲左右計，當生於紹興二十五年（1155）前後。依此推證其平生……都約略相符。”又說陳思白石年譜所定生年，“雖與予說相差無幾，惜無顯證，茲不從之”。此說影響最大，如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薛礪若《宋詞通論》等，及至後來幾部影響較大的文學史，如科學院文研所的《中國文學史》、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等皆從其說。
（二）卒年。此項爭議最大。
有關薑夔卒年的推測，僅有兩條材料可供考索：一為南宋名相吳潛《履齋詩餘》別集卷一，有詞《暗香》、《疏影》序；一為四庫本韓《澗泉集》卷二十一所錄律詩《蓋稀之作烏程縣》原注。這兩條材料互相矛盾，必有一誤。論者各依其所據，乃有不同說法。大致說來，約有四說：
1.“1235年”說：胡適《詞選》依吳潛序，定薑夔卒於1235年，無詳證。薛礪若《宋詞通論》承其說。
2.“1221年”說：夏承燾《行實考·生卒》認為：“澗泉集中多與白石、德久、希之唱和之作，西林同看木犀之事，又屢見於其集，據此互推，知考白石卒年之文獻，韓詩注較吳潛詩序較為可信。”夏承燾據《詩人玉屑》，考得韓卒於嘉定十七年（1224），故薑夔之卒應在該年之前。唐蘭致夏承燾的信函中，據韓詩中“朝家更化”一語，推斷該詩作於嘉定十七年理宗即位時，即在韓卒前不久。由於原注有“潘、薑下世已三年矣”之語，乃將薑夔卒年定於嘉定十四年（1221）。此說影響極大，五十餘年來，幾無異議，1949年後出版的文學史多從其說。
3.“1231年”說：陳思《白石道人年譜》據吳潛詞序，推斷薑夔卒於紹定四年（1231），並說吳潛此序並庚和潘德久一詩作於開慶元年（1259），距初識薑夔之嘉定十二年（1219），為40年。而薑夔作《暗香》、《疏影》兩闋為紹熙二年（1191），下距白石之卒於紹定四年（1231）也恰好為40年，故其同作於開慶元年（1259）的《題暗香疏影詞後用潘德久贈薑白石韻》一詩中有“四十年前此丈夫”一句，及另一首追憶薑夔的《暗香》下半闋亦有“何郎舊夢，四十餘年尚能憶”之句。夏承燾早年亦持其說。陳磊的《夏承燾先生“白石卒年考”及“石帚辨”之質疑》，基本同意陳思說，認為吳潛詞出自宋抄本《開明四明續誌》卷十一《履齋詩餘稿》。又經過後人校勘，其版本可信度較高，從版本源流來看，韓詩集早已失傳，現存四庫本《澗泉集》係從《永樂大典》中輯錄來的，其可信度倒頗值得懷疑。據此，陳磊認為：“陳思的考訂比起夏老之說，更接近於事實的真相。”故認為“暫可將白石卒年定於紹定、端平年間”。
4.1209—1210年間說：陳尚君的《白石卒年考》說：“定嘉定十四年為薑夔生活的最後極限……但與其確切卒年，相去似稍寬泛。”夏承燾《行實考》之“生卒考”嚐謂：“今但知潘檉（德久）卒於嘉定十六年葉適卒前。他日倘能求得確定年月，則白石卒之疑，可同時得解矣。”陳尚君乃從“景從”潘檉的四靈詩中考定潘的卒年為嘉定二三年間（1209或1210），且舉張羽《白石道人傳》、周文璞《方泉先生詩集》三卷有關記載作為旁證，指出：“薑夔之卒當在嘉定二年（1209）夏至後到嘉定三年（1210）間。從徐照詩推測，嘉定二年的可能大些，隻是確切的時間已無從考知了。”束景南《白石薑夔卒年確考》認為，唐蘭、夏承燾誤解了韓詩意，他們指《蓋稀之作烏程縣》一詩中所雲“朝家更化”為理宗即位改元（1225），但韓在前一年（1224）便已去世，怎麼能在詩中預見死後“朝家更化”？文章同意陳尚君的考證，且進一步對薑夔的卒年作出確考。據許及之《涉齋集》卷十二《轉庵挽詞》、徐璣《潘德久挽詞》等，以及薑夔今可考定的年代最晚的作品——詞《卜算子·吏部梅花八詠夔次韻》（作於開禧三年或嘉定元年）、文《蘭亭》跋（署作“嘉定二年長至日題”）——相參照，認為薑夔當卒於嘉定二年長至日以後（1209）。文章又將《澗泉集》之《暑中》、《五更朝謁之聲盈耳》等相關記載，與《蓋稀之作烏程縣》詩相印證，可知《蘭亭》跋所題“長至日”指夏至而不是冬至，薑夔應卒於嘉定二年五月夏至至秋八月之間。
（三）石帚辨。有否定與肯定兩說。
南宋詞人吳文英有六首與薑石帚交遊酬和之詞，其中《惜紅衣》詞序雲：“予從薑石帚遊苕間，三十五年矣，重來傷今感昔，聊以詠懷。”前人以《惜紅衣》為白石自度曲，而苕又為白石多次客遊之地，故石帚為白石別號無疑。清代以來，在眾多的評論和版本中，凡涉石帚，大體皆指白石。近代以來，始有人提出質疑，但堅持舊說者亦不乏人，其爭論綿延至今。茲就關於這一問題的兩種不同觀點分別敘述：
1.否定說。陳銳《碧齋詞話》雲：“今夢窗四稿中，屢和石帚，而薑集中不及夢窗，疑不可考。”梁啟超於《吳夢窗年齒與薑石帚》一文中，認為薑夔早在吳文英未生之前便已亡故，梁啟超疑“石帚”二字或白石之子增減乃父之號以自號。然上述質疑，均乏顯證，或流於臆測。至30年代，夏承燾、楊鐵夫在《詞學季刊》第1卷第4號上發表《薑石帚非薑白石辨》及《石帚非白石之考證》二文，力辨所謂“石帚為白石別號”之非。夏承燾的辨證尤為全麵精密，其《行實考》並辟“石帚辨”一節，理由有四：其一白石客苕，尚在吳文英出生前。其二吳文英《拜星月慢·贈薑石帚》詞作於白石卒後。其三吳文英贈石帚各詞與白石身世不合。其四薑石帚另有其人，乃宋末元初杭州士子。楊鐵夫持論大致相類。賈文昭《夏承燾〈石帚辨〉補證》指出，前些年出版的類書《詩淵》中，有題名為“薑石帚”的詩，題為《寺中》。文章以詩中所謂“寺”乃上房寺，為薑夔畢生足跡未到者，因而此詩決非白石所作。此可為白石並非石帚提供又一佐證。
2.肯定說。詞壇宿老鄭文焯、朱孝臧等主二薑即一人者，大抵皆謂假使石帚非白石，何為懷苕舊遊必填《惜紅衣》，且必效其詞體。冒廣生亦嚐著文，證薑石帚即白石（皆據夏承燾《行實考·石帚辨》所載）。劉毓盤的《詞史》謂：“薑夔，字堯章，自號白石，又號石帚”雲雲，一仍舊說。在《彙校夢窗詞劄記》中，吳梅校吳詞《解連環·留別薑石帚》時指出：“按引石帚，當即白石，惟近人有以白石、石帚疑作兩人者，愚不敢附和。《瞗村劄記》小箋，皆未提及，亦何也。”陳磊的《夏承燾先生“白石卒年考”及“石帚辨之質疑”》，涉及“白石石帚之辨”時，於夏承燾所舉四條論據（見前）一一加以辨正，指出：“夏老所列數條皆失之未能詳考，故石帚辨一說不能成立。而宋人所稱的‘石帚’，其情形倒恰好與白石一一相吻合”。其所舉理由如下：吳文英《惜紅衣》一闋，當為追緬薑夔所作；白石、石帚寓居於同一地域；白石、石帚身份相似。
二、白石詞的藝術特色及成就
薑夔在南宋已負盛名，自張炎以下，稱賞者代不乏人，至清代浙西詞派之朱彝尊、汪森等推尊為不祧之祖，乃至極盛。到晚清，他的影響仍很大。20世紀以來，一些學者承前輩餘緒對他亦推崇備至。如劉毓盤的《詞史》，以周邦彥、薑夔、史達祖、吳文英、周密、王沂孫、張炎為宋詞七大家，其中以薑夔為首的“清空騷雅”一流的詞人占到六位，說薑夔“其詞為南渡一人，論定久矣”。吳梅《詞學通論》亦有南宋七家詞之選，即稼軒、白石、玉田、碧山、梅溪、夢窗、草窗是也，除辛棄疾外，也皆是薑派詞人。他於辛棄疾尚雲其“著力太重”、“衰颯”雲雲。於薑夔則謂：“南渡以後，國勢日非，白石目擊心傷，多於詞中寄慨，不獨《暗香》、《疏影》發二宋之幽憤，傷在位之無人也。特感慨全在虛處，無跡可尋，人自不察耳。蓋詞中感喟，隻可用比興體，即比興中亦須含蓄不露，斯為沉鬱。若慷慨發越，終病淺顯。”不置一句微詞。
有的學者於薑夔詞雖然也頗多稱譽，但有所保留，於其疵病處亦不能無見。如陸侃如、馮沅君《中國詩史》（下）稱薑夔詞“與辛棄疾並稱而略次於辛”。陸、馮從三個方麵作出分析：首先，受周邦彥的影響，故重音律、求工巧。其次，受時代的影響，故有“黎離之悲”，多沉鬱。再是，受自身性格影響，故有“清越絕倫”的意味。書中稱薑詞“大約以高雅而多情的性格為根底，沉鬱的氣魄為主幹，工巧的辭句為枝葉，另輔以和諧的音律。所以薑詞的成功處便是精工而清挺”。書中且於辛棄疾、薑夔詞風作一比較，說：“因為薑重涵蓄，故多沉鬱；辛尚縱恣，故多慷慨。沉鬱與慷慨，便是辛薑的分界。”劉麟生《中國詩詞概論》將薑夔列入婉約派中的“清空”一路，說：“他與周邦彥相似，是個大音樂家，也是創造慢詞很多的一個人……綜合起來說，薑夔的詞，在意境與修辭兩方麵，都有清空超脫的妙趣，的確可為南宋婉約派的宗師”。但他又指出薑詞“時有隱晦之處，我們不能曲為之諱咧”。
王易《詞曲史》談到薑夔時說：“今觀其詞，語無不雋，意無不婉，韻饒而氣能運，字穩而情不沾，真詞苑之當行，後生之膏馥也。其《暗香》、《疏影》二闋，張炎歎為絕唱，以為‘用事不為事使’；他如……等闋，皆格調高迥，吐屬雋雅，讀者咀嚼之若有餘味。”評價是很高的。薛礪若《宋詞通論》說薑夔：“他的作品集古今風雅派詞人的大成，獨格調高曠，而且音韻清越，為南宋詞壇巨擘。”又稱：“他和東坡、稼軒、希真都能擺脫宋人嬌豔柔媚的態度。”認為他的詞風“皆冷豔幽深，無一點塵濁氣息”。但書中也指出薑夔：“惟好用典，總不免有雕斫之痕，不很自然。尤其是《暗香》、《疏影》一類詞引用許多梅花故實，不獨斧痕全現，而且抒寫上亦隔一重紗幕，遠不如北宋詞之自然了。”這就是王國維所謂“隔”了。書中也有關於辛棄疾、薑夔詞風的比較，頗為精彩，認為：“他（指薑夔）的作風與辛詞迥然不同；辛詞極壯烈，富感情，薑詞則清越冷雋，無熱烈語，他們雖都具有故國山河之慟，但其寫法卻又兩樣。”
也有的學者於薑詞頗致不滿，指摘其雕琢太過，不自然，“匠氣”，或重音律不惜犧牲內容等。王國維《人間詞話》說：“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白石雖似蟬蛻塵埃，然終不免局促轅下。”王國維是以境界論詞的，說：“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於境界上用力，覺無言外之味，弦外之響，終不能與於第一流之作者也”。又說：“白石寫景之作……雖格韻高絕，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胡適的批評更加激烈，其《詞選·序》將薑夔等人劃入所謂“詞匠的詞”，以別於“歌者的詞”和“詩人的詞”。他說：“詞到了稼軒，可算是到了極盛的時期。薑白石是個音樂家，他要向音律上去做工夫。從此以後，詞便轉到音律的專門技術上去……他們隻求音律上的諧婉，不管內容的矛盾！這種人不是詞人，不是詩人，隻可叫做‘詞匠’。”又稱：“這時代的詞側重‘詠物’，又多用古典。他們沒有情感，沒有意境，卻要作詞。這種詞等於文中的八股，詩中的試帖，這是一班詞匠的笨把戲，算不得文學。”柯敦伯《宋文學史》承胡適之說，認為：“周濟以寬窄別辛薑之詞格，劉熙載以才子豪傑別辛薑之人格，王國維不以第一流作者許白石，似矣。然未若近人胡適以曆史之見解，以‘詩人之詞’與‘詞匠之詞’表示辛薑異點。蓋詞至辛棄疾，可謂造極登峰，亦即詩人之詞之極盛時期。夔之於詞，既服膺辛棄疾，而兼擅音樂天才，冀可淩駕前人，胡適謂薑白石乃音樂家，向音律上用工夫，自此以後，詞便轉到音律之專門技術上。”不僅如此，若吳文英，張炎不惜犧牲內容，遷就音律之和諧，自為詞匠，那麼，“詞匠之宗，固舍薑夔莫屬也”。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三）則說：“白石清雋，然白石究竟氣魄不大。他的詞往往也是矜持太過，他選字，他煉句，他要合律。如他的盛傳於世的《暗香》、《疏影》二詞，不過是詠物詞的兩篇名作而已，也未見得有多大的意義。”他在《詞與詞話》中稱南宋詞人：“在詞上還注意格律，在字句上做工夫，因此格律嚴整。詞人們專門描寫小東西，句子要求新奇漂亮，出人頭地。其中最主要的有兩人，即薑夔（白石）和吳文英（夢窗）。”所以他對薑夔評價也不很高。劉經庵《中國純文學史綱》亦謂薑詞“清雋精工，合於音律，因煉字煉句，詞稿則經旬始為改定，所以作品不免有雕琢不自然之誚。”於《暗香》、《疏影》兩篇亦謂：“其實不過是詠物詩的兩篇名作，未有何深刻高妙處。在我們看，還不如《淡黃柳》和《長亭怨慢》，有真實的情緒表現呢？”又將其與吳文英合論，稱：“白石與夢窗的詞，氣魄都不大，遂走入精密細致一途。他們隻知雕琢字句，以纖麗為工；他們隻知致力新語，以奇巧為妙，像辛、陸一派的豪放自然的詞風，早已過去了。”
50年代至80年代，對薑夔詞的評價仍然可以分為兩派，但就南渡諸詞人而言，薑不及辛（棄疾），幾已成為共識。關鍵是在此前提下，如何對薑詞的藝術特色，創作傾向等作出恰當的評價。
持肯定態度的，於薑詞獨特的藝術風格和藝術成就多有精辟的論述。夏承燾在《論薑夔詞》中，說薑夔“把江西派的內在美（神味）和它的創格鑄辭融入新體文學的詞裏來”。在《論薑白石的詞風》中說：“白石一方麵用中晚唐詩修改江西派，另一方麵又用江西詩修改晚唐北宋詞，以修辭這一端來說：他從用唐詩成語辭彙走向用宋詩的造句鑄辭，也是他的詞風特征之一。”“他要體味江西和晚唐的噓息相通的消息，調靦晚唐諸子和黃、陳諸家為一體。楊萬裏所希望在詩裏達到的境地，薑白石卻在他的詞裏達到了。”龍榆生《宋詞發展的幾個階段》一文，論及薑夔的自度曲和南宋後期的詞風時，完全同意夏承燾的意見，說：“因為他（指薑夔）是一個音樂家，不甘於沿用舊曲填詞，從而打開‘自度曲’的一條新路……像這樣的創造精神，確實又把慢詞的表現技法大大地推進了一步。我們隻要一讀他的《長亭怨慢》……以及《揚州慢》……就會感到真有一氣舒卷、宛轉相生的妙境，是薑夔所特有的。”
唐圭璋、潘君昭《論薑白石及其詞》，於薑夔其人其詞作了周詳、精辟的分析，論及薑詞藝術特色時說：“綜觀他的詞，是既重音律，複崇格調，語言凝練，敲打俱響，不僅想像無窮，且又餘味不盡。”具體言之，則為：一是，凝練靈動，響亮而又自然的語言特點。二是，詠物見誌，比興豐富的比興手法。三是，小令蘊藉，大篇開合而又著重結尾的章法結構。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三）將薑夔詞藝術成就歸納三點：首先，表現在構成一種清幽的意境來寄托他落寞的心情。其次，通過暗喻、聯想等手法賦予他所吟詠的事物以種種動人的情態，把詠物和抒情結合得較好。再是，在語言上多用單行散句，聲律上用拗句拗調，適當糾正向來婉約派詞人平熟軟媚的詞風，給讀者一種清新挺拔的感覺。並稱：“薑詞這些藝術成就是適當吸收晚唐詩人與江西詩人的手法，有批判地繼承婉約派詞人成就的結果，對後來詞家的影響也大大超過二晏、秦周諸家。”當為持平之論。
另一派意見則將薑夔詞視為“形式主義”的一類。如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中）稱：“薑夔的詞在藝術技巧上雖與周邦彥有些不同，但在傾向和表現方法上，是繼承和發展了周邦彥的路線的。在清真詞中所表現出的特色與弊病，如過於講求協律創調、琢句煉字，用典詠物種種方麵，到了薑夔都進一步地表現出來，形成形式主義的偏向。”又稱薑詞：“優點是技巧高，語言美，缺點是反映的生活麵狹窄，片麵追求形式與格律。”胡雲翼《宋詞選》評薑夔詞說：“作者精通音律，注重詞法，表現在他的作品裏的特征是音調諧婉，辭句精美，結構完密。這顯然受周邦彥的影響較深。至於格調的清幽峭拔，則非周邦彥所能比擬。他的詞也具有辛派豪放的一麵，次韻辛棄疾那幾首詞，無論風格和句法都可以說是‘脫胎稼軒’。”但接著又說：“就他的創作思想的主要傾向來說，和意氣昂揚的辛派是背道而馳的。我們還應該指出，作者過多地重視詞調的聲韻和文字的雕琢，使內容意境遭受了更多的削弱；由於生活和思想的貧乏，題材的組織因而也不免顯出雜湊不純的痕跡”。
“文革”以後，對薑夔詞的評價，很大程度上是對“文革”前重蘇辛而輕抑周薑張、重豪放而輕婉約的研究傾向的反撥。如萬雲駿的《試論宋詞的豪放派與婉約派的評價問題》一文，針對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和胡雲翼《宋詞選》“過分抬高豪放派，任意貶低婉約派的傾向”，指出：“他們對豪放派詞人，心目中懸著一個一般皆好的標準，那麼對婉約派詞人則是懸著一般皆不好的標準了”。具體到薑夔，他不同意劉大傑、胡雲翼所謂“格律派”、“形式主義”等的評價，認為包括薑夔在內的一些婉約詞人，“他們的感情是真切的，其形式、格律也是恰當地表現了它的內容的，是為情造文，而不是為文造情”。對於被指責為“過分地雕琢字句，用典隱晦，致使詞意難明”，具有“相當嚴重缺點”的薑夔名作《暗香》、《疏影》，則認為：“如果說《暗香》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那《疏影》基本上就是浪漫主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