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理學大家，在較長一個時期裏，人們多關注其哲學思想，對他的文學創作相對就不太重視。但朱熹在詩、詞、文創作和批評方麵皆有成就，是宋代文學修養最高的理學家，所以在20世紀的宋代文學研究中也占一席之地。
一、朱熹的詩
相較而言，朱熹詩是研究者論及最多的一部分，評價也是比較高的。繆鉞《宋詞與理學家——兼論朱熹詩詞》，論及朱熹的詩時，指出：“朱熹是了解文學情趣的，所以他喜歡作詩，而且其成就也在其他作詩的理學家之上。”“在朱熹的《朱文公文集》中，詩作占了十卷，約1150首，從數量上說，不可謂不多。從質量上說，在他的全部詩作中，雖然也不免有少數類似‘語錄講義之押韻者’，但是絕大多數是具有詩的意境韻味的，並且有少數詩特別精彩，不可不注意。”又說：“朱熹的詩深有得於魏晉人醇美的韻味以及北宋人疏蕩的筆法，所以頗多佳作。”
胡明《關於朱熹的詩歌理論與詩歌創作》認為，朱熹的詩歌理論與詩歌創作有一致之處，“他的詩確實是從學選體起步的，古詩十九首的影響尤為明顯……朱熹絕大部分好詩——尤其是七絕——都是從這一路子上出來的。”文章稱：“朱熹作為一個道學家，他的詩卻絕少道學氣，更無頭巾氣，酸氣，他與一般詩家一樣，常用字眼也無非是水天山色，江風月夜一類。朱熹有時也用詩來說理，但決不說周孟程朱的理，他的說理詩多有形象思維，不僅比說理的文章清爽透徹，而且比一般臃腫而空泛的抒情言誌詩更覺靈氣發越，親切近人。”胡迎建的《朱熹詩歌藝術初探》，就朱熹詩歌主觀情感與客觀景物關係及其語言之煉句鑄字作了認真的分析，指出：“朱熹詩歌能將意興情理與客觀景物和諧地融洽在一起，流溢出意趣、情趣、理趣，並可見其衝淡超遠的心態，真率溫和的情性。他的詩歌語言淨潔簡麗，自然平易，句法巧妙純熟，尤其流水對如行雲流水，一氣貫注。他不用僻典，不押險韻，但‘其氣韻高古而音節流暢’，並無拗折艱澀之感，雕琢之痕。”文章以“雅正明潔”概括朱熹詩風，並認為“在雅正明潔的風調中不乏高峻寥廓的氣韻時常深涵理趣與意蘊。”而這種特色在諸種體式中又有不同特點。
張晶的《朱熹詩境與“理一分殊”》一文，專就朱熹哲學“理一分殊”之命題對其詩歌意境的滲透及表現進行闡述。文章認為“朱熹的詩歌，在感性的形象中，閃爍著理性的精靈，又總是給人一種澄澈的透明感，這是朱詩的一個普遍性特征”。朱熹集理學家與詩人於一身，在他的理學思想與他的詩歌風貌之間，有著內在的聯係，“最為突出的，便是朱氏哲學中的核心命題——‘理一分殊’對其詩作所產生的影響”。而其影響方式，則不是直接的、線性的，而是“泛化為觀照生活、觸發詩思的思維方式”。同時，程朱理學之“理一分殊”，在思辨結構上明顯是淵源於華嚴宗的理事無礙觀，亦與佛教理論有內在的精神聯係。文章指出：“‘理一分殊’作為一種思想方法，在詩中往往表現為獨特的藝術感受方式。朱熹詩歌，往往是使自然的物象呈現出一種自為的靈性，一種人化的品格或一種空靈澄鮮的境界。”因此產生的與現實生活的疏離，或不無消極傾向，但也使其詩境有了較多的審美意味。
蔡厚示《朱熹的詩和詩論》對朱熹文學成就給予了頗高的評價，認為：“在12世紀下半葉的中國詩歌發展史上，朱熹的成就雖不足與陸遊、辛棄疾並駕比肩，但較之範成大、楊萬裏和陳亮諸人是毫不遜色的。”文章對朱熹詩歌之早（1153—1165）、中（1165—1194）、晚（1194—1200）三期的創作特色及其演進曆程，對應其詩歌理論，做了較為細致的評述。
二、朱熹的詞與文
理學家一般鄙視詞為小道，朱熹也不例外，其詞作極少，隻有十多首，研究者關注於此的也不太多。王易《詞曲史》將朱熹歸入“理學能詞者”，說“朱熹《晦庵詞》，無論矣”。但沒有具體評述。薛礪若《宋詞通論》則說：“他（指朱熹）是一個最勤慎醇正的大儒，但其詞則頗清暢淡遠，不類一位道學家嚴肅的口吻。”
繆鉞《宋詞與理學家——兼論朱熹詩詞》對朱詞的評價不高，他稱朱熹“生平作詞僅十餘首，數量既然很少，而質量也不算很高，與詩作不相稱。”認為，其詩詞創作之所以出現這樣大的反差，原因在於，“程頤雖然發出鄙視作詩的偏激之論，但是儒家聖人朱子是重視詩的……在這種思想影響之下，作為理學家的朱子，雖然不便於公開反駁程氏之論，但是本著‘詩言誌’的古訓，大作其詩，是無悖於儒門之教，可以心安理得的”。至於詞則不同，“北宋詞風雖盛，而詞在文壇中之地位仍是受到輕視的。在這種風氣之下，作為理學家的朱熹，不便於多作詞以發揮其才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三）於朱熹散文有極高的評價，說：“朱熹的散文，功力深刻，理致周密，不矜才使氣，而言無餘蘊，物無遁形。在許多道學家的文章裏，他的所作是最可稱為無疵的。他的論學的書劄，整理古籍的序文，尤其是精心經意之作，看來似是平淡無奇，卻是很雅厚簡當，語語動人的。”他又嚐綜論“道學家們的古文”——語錄體散文，認為：“道學家們的古文，並不怎樣重要，而他們也並不以此為重。”又說：“從這些語錄裏，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所用的口語文，是很平易淺近的。雖不能和‘詞話’的漂亮的文章相比，在使用口語文於說理文一方麵，卻是有相當成就的。”鄭振鐸致力於“俗文學”的研究，故於口語化之語錄體散文亦有所留意，但評價卻不是很高。
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謂朱熹散文創作實踐與其重道輕文的理論有矛盾之處，“因此，他在自己的寫作實踐中仍然講求文辭技巧，他的散文與詩歌仍然不乏佳作。散文如……等篇，或寫山水風景，或敘遊覽見聞，都是傳誦人口的”。
吉川幸次郎的《中國文學史》說：“南宋的散文，不用說大體上是沿襲效法韓愈的北宋歐陽修等的古文，一般的文學史不太重視它。但曆史地看，南宋的文自有其某種特色。它是更加散文化了的文章，比起詩意來，它更具有理論性；比起直觀的來，則更強調思辨。其結果，南宋文章的每一句話都變得相當長。這顯示著貫通倫理的意念取代了充滿詩意的意識。南宋文具有這種特點，是因為北宋的‘二程子’起被發現的道學家的新儒學，到這個時期的朱熹手裏成熟了。代表著這個時代的散文的，是朱熹的文章。”書中舉朱熹《讀唐誌》一段，稱：“南宋以前，一句話如此之長的散文沒有……朱熹有名的《四書集注》也是用這樣的文體寫的。朱熹的文章雖然如此有思辨性，但又不像我國（指日本）哲學家那樣枯燥無味。”
三、朱熹的文學理論
對於朱熹文學理論的研究，從20世紀初至70年代末，除幾部文學批評史及文學史有所論及外，很少有專門之論；對其做出較為全麵和深入的研究的，是在80年代之後。關於朱熹的文學理論研究，擇其要者，有三方麵的內容。
（一）朱熹的“文道”觀。
這一問題與對朱熹文學思想的評價和態度問題直接相關，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說：“晦庵對於詩文，認為第二義，然不欲率略置之，”就這一點言，“大抵道學家之不屑措意文辭”，“至朱子而略異”。但其基本的傾向是“不以文辭為貴”，他說：“要之自道學家言之，文士言道，迄無所得，故晦庵又議永叔、東坡之失，其言極深刻。古文家好言道而所得如此，其一切文字之根據，遂不可恃……”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及80年代中、前期出版的文學批評史、文學史，均認為朱熹重道輕文，把他作為道學家文論的代表，多持否定性的意見。成複旺《試論朱熹對文與道關係的看法》認為：“把封建政治和道德思想當做文學的源泉，這是朱熹文學思想的前提，從這個前提出發，他要求文學內容上要說道，風格上要像道，創作過程就是修道，也就是說，文學要接受道學的全麵專製，要成為道學的恭順奴仆；至於他又不完全取消文學的藝術性，則是要求這個奴仆薄施粉黛，以區別於其他的奴仆罷了。這就是朱熹對文道關係的看法，也就是他的文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