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天祥及其作品
單就詩歌的藝術技巧而言，文天祥的造詣算不得很高，他前期的詩作與普通士大夫的作品並無多大區別，其詞的數量也很少。但20世紀關於他和他的詩詞的文章卻遠遠超過一些宋代的大家，如歐陽修、黃庭堅等。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麵，是因為文天祥的民族氣節一直在感召著研究者，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和平時期，無論是20世紀前50年還是後50年。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在論南宋文學時說：“南渡以來詩人猶承江西餘韻，放翁石湖，格調平正，最為大家。朱晦庵始欲一變時習，模仿古作。而水心四靈，效晚唐體。滄浪又持妙悟之論，以盛唐為宗，皆力有未宏，其流不廣。於是江湖詩人多纖瑣粗獷之習。文文山留意杜詩，指南前後集中，每有可觀之作。”
但人們一直在探索、在重複的一個話題，就是文天祥的愛國思想與愛國精神。李潔非1936年刊於《圖書展望》第2卷第2期的《中國男兒文文山先生》，黃清1948年刊於《協大文藝》第21期的《文山先生詩之風格》等，以及後來王冰彥刊於《文學遺產》1981年第3期的《文天祥詩歌的愛國思想初探》、王水根發表於《華南師大學報》1983年第1期的《文天祥的愛國思想評述》、胡守仁刊於《爭鳴》1983年第3期的《文天祥的愛國思想》、孫昌武刊於《散文》1982年第9期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的頌歌》等數目眾多的文章，無一不是突出其愛國這一點。其中較為突出的是關於《指南錄後序》和《正氣歌》等作品的研究。
何迦陵在《讀文天祥〈指南錄後序〉》一文中，對文天祥寫作的背景等問題作了分析，指出：“《指南錄》和《指南後錄》是流傳不朽的給人以愛國主義教育的偉大史詩，他的精神是不死的。”並指出，“本篇在選材方麵是極善於剪裁的，敘事繁簡各得其當”，“這是一篇說明文，卻含有極濃厚的抒情意味，由頭到尾，寓抒情於敘、議之中，可以說沒有一件事不包孕著懇摯的性情，沒有一句話不流露著坦白的胸懷。由於作者感情熱烈，學養深粹，他寫出的文章常常因時、地、人不同而發生變化”。吳海發的《〈指南錄〉編輯年代和〈後序〉寫作年代考辨》一文中認為，當前流行的關於《指南錄後序》的寫作年代的說法是不可靠的，如楊德恩《文天祥年譜》第237頁將其係於景炎元年五月之下，說“是月編《指南錄》，並作後序”。中學語文課本亦如此解釋。作者從五個方麵論證了其不可能是景炎元年夏五月之作，並證明是辛巳年（1281）夏作於獄中，在他被殺害之前的一年半。後來作者又在《文天祥〈自序〉與〈後序〉的再研究》中指出，《自序》是一篇傳記，不是為《指南錄》所寫的序言。
伯山的《文文山臨刑詩的真偽問題》一文，考證現文天祥的兩首《臨刑詩》均非他自己的作品，而有可能是元人的偽作。這一發現並未引起爭議。唐圭璋在《文天祥〈念奴嬌〉詞辨偽》中提出：署名文天祥的《念奴嬌》（水天空闊）一詞，是係其友人鄧光薦作。因為《文山先生全集》有兩種版本，一種是明嘉靖三十一年鄢懋卿刻本；一種是雍正三年文天祥十四世孫的家刻本。兩種刻本卷數不同，編次不同，內容文字也有出入。後來沿襲鄢懋卿本的還有嘉靖三十九年羅洪先刻本，崇禎二年鍾越刻本，康熙十年曾弘刻本。沿襲雍正三年家刻本的還有乾隆二年刻本和道光十年刻本。該首《念奴嬌》詞在嘉靖刻本中題作《驛中言別友人》，明清以來詞選如明陳耀文《花草粹編》卷十，清朱彝尊《詞綜》卷二十三，沈辰垣《曆代詩餘》卷六十九，張宗肅《詞林紀事》卷十四及江標刻的《文山樂府》皆據嘉靖本定為文山詞。但雍正以來的家刻本皆題為《驛中言別》而旁注“友人作”。在此首詞的下麵有一首和詞，正是文天祥自己的作品。由原詞中“牛鬥空認奇傑”一語，可以知不是文天祥自己的口氣。於是作者推斷是文天祥的友人鄧光薦的作品。但這首詞是文山詞之名作，許多詞選均以此詞入選。後來韓誌遠在《文天祥〈念奴嬌〉不是偽作》中，對唐文的觀點提出了異議，作者認為，較早的文天祥詩文集的版本有道體堂刻本，已佚，現存《文山先生全集》的刻本是明景泰六年韓雍、陳介的刻本，收入此詞，明代一直沒有人懷疑該詞是偽作。雍正文有煥刊本距離元代年代久遠，不足為據。且該本一直不為人們所注重。元代和明代人們對文天祥的精神都極力宣揚，但家刊本一直不刊行，說明“文家並沒有藏有文天祥詩文原稿”。至於《驛中別友人》之後的和詞也不難解釋，將幾首和詞排列在一起，在其全集中並不是孤立的現象。從詞的內容來看，該詞也應該是文天祥所作。
關於文天祥的詞，劉熙載在《藝概》中說：“文文山詞，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之意，不知者以為變聲，其實乃正之變也，故詞當合其人之境地而觀之。”王國維在《人間詞話》（刪稿）中說：“文山詞，風骨甚高，亦有境界，遠在聖與、叔夏、公謹諸公之上。亦如明初誠意伯詞，非季迪、孟載諸人所敢望也。”龍榆生在《蘇辛詞派之淵源流變》中說：“文天祥於宋室垂亡之際，慷慨勤王，雖兵敗被囚，就義柴市，而精忠浩氣，長留宇宙間。偶作歌詞，非有意於學蘇、辛，而風格與之相似。”並評其《大江東去·驛中言別友人》一說：“以此殿天水一朝，與嶽飛之‘怒發衝冠’，遙遙相望，為吾民族生色不少。”胡雲翼說：“文天祥晚年的作品不論文章、詩、詞都是用血淚書寫的，情辭哀苦，而意氣激昂”，“反映了作者生死不渝的民族氣節和頑強鬥誌，感染的力量極其強烈，簡直使讀者覺得藝術技巧和修辭是多餘的了”。繆鉞在《靈詞說——論文天祥詞、論劉辰翁詞》中指出：文天祥“平生作詩很多，而作詞則甚少，他大概也是餘事填詞的人。《文山先生全集》中載詞七首，後又從《草堂詩餘》中輯錄《沁園春》一首，共八首，唐圭璋《全宋詞》中即錄此八首。而其最佳之作則是在宋帝籨祥興二年己卯（1279）北行途中暫居建康時所寫的數首。”並指出文天祥在詞史上應有較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