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乞米帖》考
魯公《乞米帖》雲：“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竭，隻益憂煎，輒恃情深，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勤，仍恕幹煩也。真卿狀。”
餘讀此帖，每多感慨。其中最可悲歎者，在“舉家食粥”四字。考魯公行跡，自天寶元年（724年）入仕後，即一路通達，尤以戡亂安史有功，天寶十五載（756年）累官已至正三品，“安史之亂”以後，魯公雖亦有貶謫，然官秩最低曾不下正六品（此即上元元年貶蓬州長史時），及其晚年除太子太師（一品），庶幾亦可謂“當人臣之極地”矣。故若無非常之故，諒不至“舉家食粥”。前人論及於此，多以魯公為官清廉解之，此說得其一端，未克深究原委，故亦難令人確信。
排次載籍，此說濫觴於歐陽修。歐氏《集古錄跋尾》卷七題此帖雲：“顏帖為刑部尚書時書，乞米於李大夫，雲‘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告罄，實用憂煎’（‘告罄’當作‘罄竭’，‘實用’當作‘隻益’——引者）。蓋其貧如此。此本墨跡在予友王子野家，子野出於相家，而清苦甚於寒士，嚐模帖刻石以遺朋友故人，雲‘魯公為尚書，其貧如此，吾徒得不思守約。’……”按，《乞米帖》之見諸文獻，以此為最早。王子野泛指為魯公任“尚書”時書，博雅如歐陽修，則進一步確指為魯公任“刑部尚書”時書。顏真卿於肅、代二朝，曾先後任“憲部”、“刑部”、“吏部”三尚書，無論如何，以堂堂三品“尚書”，竟至於瓶無儲粟而“舉家食粥”，則亨、豫二君之政，腐敗荒唐孰與倫比？此常識所不容！
後人不察歐陽修之失，苟且沿襲舊說，大率以為《乞米帖》作於顏真卿之刑部尚書任上，進而以訛傳訛，訖於當代。如朱關田先生《顏真卿傳》先係此帖於廣德二年（764年）與李光弼書，複於《中國書法全集·顏真卿》卷係此帖於永泰元年（765年）與李光進書。又，呂金柱引《困學紀聞》“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以附朱說，實亦不足據。
欲為此帖係年，首當求諸內證。
細味帖文，“舉家”者，最早亦當在魯公娶妻之後。按，開元二十二年（734年）顏真卿娶太子中書舍人韋迪之女為妻，由此自開元末，正值李唐太平盛世，“頻歲豐稔，京師米斛不滿二百，天下乂安”。此間，魯公雖初入仕途，且亦曾有丁母憂，服勤去職之事，然“清苦”絕不至於有稻粱之虞。
筆者以為，魯公之“舉家食粥”，非值“路有凍死骨”之重大饑荒，無以成解。據此，複檢史乘，自天寶元年（742年）至貞元元年（785年，本年八月，魯公殉國），此四十三年之間，饑荒凡兩見：
其一：天寶十二載（753年）及天寶十三載（754年）。
此見《舊唐書·玄宗本紀》：“（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霖雨，米貴，令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又，“（天寶十三載）是秋，霖雨積六十餘日，京城垣屋頹壞殆盡，物價暴貴，人多乏食，令出太倉米一百萬石，開十場賤糶以濟貧民”。
其二：上元元年（760年）及上元二年（761年）。
此見《舊唐書·肅宗本記》：“改乾元為上元，……時大霧，自四月雨至閏月末不止。米價翔貴，人相食，餓死者委骸於路”。又，《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七·肅宗上》：“（上元元年）屬歲荒，鬥米至七千錢，人相食”；又，“（上元二年）江淮大饑，人相食。”
按，天寶饑荒之二年間，魯公已任平原太守，京城一隅之災，當關其口腹無多。考其實，魯公之任平原，“易俗去猛虎，化人馴似鷗”（高適《送顏平原》），“自承到官後，高枕揚清風；豪富已低首，逋逃還力農”（高適《奉寄平原太守》）。是時，百姓樂業，詩人頌德，顏氏政聲，班班可考。更可味者乃是，為防安祿山反叛，顏真卿尚有“料才壯，實倉廩”之舉（見《舊唐書·顏真卿傳》），由此不難想見，平原之糧食儲備當極為充足。與此同時，作為一郡首席行政長官的顏真卿，還廣延風雅，修《韻海鏡源》，成二百卷；且有興放懷山水，怡情翰墨，重書郡勝《東方朔畫讚碑》，刊諸貞石。凡此種種，與憂煎罄竭，“舉家食粥”之象，相去何啻霄壤？故筆者以為《乞米帖》不當作於此二年間。
循此而下，茲對上元初年之情勢，並作考稽。
《資治通鑒·唐紀三十七·肅宗上》：“（上元元年八月）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僚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此事亦見兩《唐書·顏真卿傳》。又，令狐垣《顏真卿神道碑》記貶蓬州前，顏任吏部待郎，可從）。按，蓬州（治所在今四川儀隴）去長安二千餘裏，處嘉陵江、巴水間，本是長江流域邊鄙窮困之一“下州”，會江淮大饑，哀鴻遍地，人民相食，災情實在甚於天寶之時，顏真卿甫至其任，即救災恤患，廣施恩德。筆者認為，《乞米帖》“來已數月”之“來”字，即指蓬州之新任。方此之際，顏真卿官秩驟降於六品，薪俸已大不如往昔（區區下州長史，僅相當於現在的市政府處級幹部），加以撫恤死難，共濟危艱，米糧“罄竭”之事，實在情理之中。
魯公貶官遠謫蓬州，恰逢此地大饑，固已不容置疑，況帖中“來已數月”“舉家”二語竟能與此若合一契，世間殊無此等偶然巧值之事！故今妄定《乞米帖》與上元初年之饑荒有關，或不致穿鑿武斷。所不解者，昔賢於此何以未嚐措意，抑別有他說為筆者未見邪？當世博達，有以教我。
複次，長安之蓬州，行程須月餘，顏到任之後，其初告“罄竭”之日，未可妄測，蓋三品京官不當無一錢而往窮山惡水之下州趕任。若以帖文“來已數月，今又罄竭”一語之“數月”“今又”四字推斷，此帖必作於上元二年（761年）初。
抑有謂該帖乃顏真卿與“李大夫”或“李太保”書——此“李大夫”“李太保”者，又有泛指及確指為李光弼、李光顏、李光進、李勉諸說，如《集古錄跋尾》泛指為“李大夫”；《全唐文》泛指為“李太保”；《宣和書譜》指李光顏；《式古堂書畫考》指李勉；朱關田先生初指李光弼。複指李光進。檢唐代史乘，上元初，上述四李，皆在蓬州千裏之外。如是，顏真卿之“乞米”，豈不等同畫餅充饑？玄宗寵楊玉環，有“一騎紅塵妃子笑”之說，魯公效顰於貴妃，寧以米糧為荔枝乎？
按，此帖不署年月及受書者，已是鐵證，歸之“四李”均屬一廂情願——蓋魯公《朝回帖》、《鹿脯帖》、《鹿脯後帖》、《捧袂帖》、《硤州帖》諸劄均署與“李太保大夫公”，且前後《鹿脯》皆關“乞”物之事，致以使人先入為主，張冠“李”戴，複妄加推闡，據以為實。
揆之以理，此帖既為“乞米”，當是與蓬州地方富有之家。魯公向此氏求助，或有數次，帖中“今又罄竭”之“又”，“仍恕幹煩”之“仍”，已足窺端倪。
仔細玩閱顏真卿《鮮於氏離堆記》《鮮於仲通碑》，筆者認為，大荒之年，這一數濟魯公艱危的家族，非新政鮮於氏莫屬。茲舉三事，以為旁證：
（1）鮮於家族為新政第一豪門，新政距蓬州治所儀隴不過數十裏。
檢譚其驤《中國曆史地圖集》，蓬州治儀隴，距新政不過數十裏。按，新政處嘉陵江畔，是上通利州（今廣元市）、下達渝州（今重慶）的交通要津。自漢代以來，該地即以盛產井鹽、砂金而聞名巴蜀，爰及三唐，新政業已發展成為嘉陵江上重要的工商重鎮之一。隋初，隆州（今閬中）刺史鮮於匡紹舉家遷居新政，至唐，鮮於家族已經成為當地第一豪門。亦官亦商的鮮於氏富甲一方，且有著樂善好施的美譽。顏真卿《鮮於氏離堆記》稱鮮於仲通“自高曾以降，世以財雄，招徠賢豪，施舍不倦。至君繼緒，其流益光”，誠非諛辭。
（2）顏氏家族與鮮於家族交誼頗厚。
其一，顏真卿曾與鮮於仲通共事多年，其《鮮於仲通碑》記二氏交誼，有“既接通家之歡，載敦世親之好”雲雲。其二，《鮮於氏離堆記》說道：“真卿猶子曰紘，從父兄故偃師丞春卿之子也，嚐尉閬中，君（鮮於仲通）故舊不棄，與之有忘年之契，叔明、昱、炅亦篤世親之歡。真卿因之又忝憲司之僚，亟與濟南蹇昂，奉與周旋，益著通家之好。”按，叔明即鮮於叔明，仲通之弟。昱、炅為仲通之子。
《鮮於氏離堆記》《鮮於仲通碑》均為顏真卿親筆撰寫，其所敘事實，不容懷疑，由此可見，顏氏家族與鮮於家族交誼確乎非同一般。
（3）上元元年（760年），顏真卿來蓬州上任，途經新政，鮮於昱曾經熱心接待。
《鮮於氏離堆記》雲：“猥自刑部侍郎以言忤旨，聖恩全宥，貶貳於蓬州。沿嘉陵而路出新政，適會昱以成都兵曹取急歸覲，遭我乎貴州之朝，留遊締歡，信宿陘峴。感今懷昔，遂援翰而誌之。”按，顏真卿以帶罪之身，能得到鮮於昱“留遊締歡，信宿陘峴”的關照，而顏真卿亦不避嫌疑，為鮮於家族親撰《離堆記》一文，是亦足證“既接通家之歡，載敦世親之好”所言不虛。
綜合上述三事，上元二年（761年）初，顏真卿“乞米”於新政鮮於氏，殆無可疑。噫！以魯公之顯達，猶有乞米之艱勤。千餘年來，幾人知其原委？邈餘小子，為之發覆，雖唐突歐陽公及明清諸賢，又何敢辭焉？
（二）《郭氏家廟碑陰》甄辨
《郭氏家廟碑》全稱《唐故中大夫使持節壽州諸軍事壽州刺史上柱國贈太保郭公廟碑》，代宗李豫隸書題額作《大唐贈太保祁國貞懿公廟碑》（梁披雲《中國書法大辭典》記為德宗李適題額，非是。）原石現存西安碑林，廣德二年（764年）十一月立。碑銘並序正書，凡30行，行58字，顏真卿撰書；碑陰行楷書，3列，34行，字形略小，未署書者姓名。
太保郭公即郭敬之，係唐中興名將郭子儀之父。郭敬之終官壽州刺史，天寶三載（744年）卒。乾元元年（758年）追贈太保，此後六年，郭子儀為其父立此家廟碑。按，盛中唐之世，為先輩修立家廟，並不多見。郭子儀於唐室有再造之功，完名高節，“雖齊桓、晉文比之為偏”。故此碑之建，自亦非同尋常。（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六評此碑雲：“一代偉人之家廟，非得一代偉人之書，不足以當之”。——顏魯公撰書碑銘、唐代宗禦筆題額，已足以印證此言。
該碑之碑陰，刻郭敬之子孫兩代20餘人行次爵位，尤詳於郭子儀之曆官。碑陰之書法，筆力雄肆，體貌雍容，頗具大家風範。前人品藻，對此多有讚述。王文治跋戴道峻家藏宋拓本雲：“字畫精神，一開卷而心花為之勃放。且其碑正則鐵畫銀鉤，大是魯公本色；碑陰則龍跳虎臥，深入右軍筆陣。珠聯璧合，洵藝林秘笈也。”戴熙跋《郭家廟碑陰》亦雲：“觀碑中之用筆結體，靈秀獨運。深得《蘭亭》《聖教》兩序之餘韻。……典雅清新，流露右軍之法獨多”。
按，碑陰書法是否果出魯公之手？唐人之述不可得見，宋人亦並未輕下斷語。明清以後，則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茲擇要略作討論：
A、魯公說
（1）（明）趙子函《石墨鐫華》：“碑正書，碑陰作行書，不審亦出魯公否，觀其筆力，似非魯公不能也。”
（2）（清）朱楓《雍州金石記》：“碑陰作行書，與碑銘正書小異。第考其所書官爵與建碑時合，似是一時所書，不應又出一手，且字畫與魯公書法亦同，其為魯公所書無疑也。”
（3）（清）郭熙《跋郭廟碑陰》：“情緒不同，書隨以異。誠確論哉！綜考上列諸前賢之著錄，信乎其為公（指顏真卿——引者）書無疑也。”
（4）（清）王澍《虛舟題跋》：“碑陰雖無魯公款，然決知亦是魯公書。公既大書於前，誰敢更續貂其後？故趙德甫《金石錄》斷然目為魯公書。書非公經意之作，然即此尚可涵蓋徐季海張少悌等數十輩，豈止正碑為足高出一切而已。”
此外，類似觀點尚見於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畢沅《關中金石記》、孫承澤《庚子銷夏記》等。
B、非魯公說
（1）（清）楊賓《鐵函齋書跋》：“若碑陰則斷非魯公書，趙子函之言不足信。”
（2）（清）趙紹祖《古墨齋金石跋》：“碑為魯公書，而碑陰絕不類。然頗婉雅可愛，自是當時之能書者。”
（3）（清）王誌沂《關中漢唐存碑跋》：“碑陰不知何人所書，王箬林以為亦是魯公書，然筆跡不類，疑是張少悌書。”
綜括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魯公說從者較多。
按，碑陰行楷與傳世魯公墨跡任何一種均不類。又，魯公碑版，皆為正楷，一碑而用兩種書體且大小不同者，亦無先例。此外，碑陰“毅”“德”“橫”“鹽”“遷”“等”“師”“章”“督”“遊”諸字，或不作正體，或大異顏體結字習慣（參顏真卿《幹祿字書》及相關碑版），即校之以是碑之“銘”“序”，亦多不合。此均非“魯公說”所能解。假若碑陰亦出魯公手，則臨池揮運之際，何以碑陽“經意”、碑陰便不“經意”？甚至碑陽此一“情緒”而碑陰彼一“情緒”？——郭熙、王澍之論，顯然出自臆斷！至於王澍引《金石錄》趙明成之說，則更屬無稽之談！檢《金石錄》卷七，趙氏所記“顏真卿撰書”者，實僅指碑銘並序而已。碑陰趙氏失錄，故葉奕苞《金石錄補》增益之。
筆者認為，碑陰書法實出中唐名家徐浩之手！——確立這一觀點，碑陰係年問題必須予以落實。
碑之陰、陽，有同時而書者，亦有碑陰後補者（陰陽若非一手，此事尤多）。是碑碑陰記郭子儀曆官極詳，始於“武舉及第，授左衛長”，止於“拜尚書令兼中書令”。檢《舊唐書》郭子儀本傳，“（廣德二年）十一月，以子儀為尚書令”，然郭子儀上表辭讓曰：“以臣偏淺，又寡智謀，安可謬職南宮，當茲大任？況太宗昔居藩邸，嚐踐此官，累聖相承，曠而不置。……伏乞天慈，俯停新命”。代宗見表，初不允，“翌日，即敕所司令子儀於尚書省親事”。未幾，郭子儀又上表懇辭：“一人之身，兼官數四，朱紫同色，清濁不分。……陛下苟能從臣之言，俯察誠請，彼貪榮冒進者，亦將各讓其後兼之官，自然天下文明，百工式敘，太平之業可得而複也”。至此，代宗方允其請，答詔有“無待禮成，曲從德讓”雲雲。（《通鑒》記此事在廣德二年十二月，當以本傳為是。）越明年（永泰元年五月），郭子儀即有出鎮河中之命。後又有“攝塚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等事，而碑陰無一述及。因此，以碑陰記郭子儀曆官止於“尚書令”而論，其撰書當與建碑同時，信非補刻。
畢沅《關中金石記》謂“稱尚書令，應是碑陰後書及之”。趙子函《石墨鐫華》謂“史言子儀辭尚書令，碑乃實錄之，且《通鑒》拜尚書令在十二月，此前一月書，當是誤”。證之以上引史乘，畢、趙之論皆不確。蓋碑立於十一月，正當拜命之際，而兩次辭讓及詔允其請則需一定時日，延至十二月，亦屬可能。——顯然，碑陰、碑陽實一時之書，清人枉生枝節，不足據。
碑陰係年既定，複考徐浩、郭子儀、顏真卿曆官。據張式《徐浩神道碑》，徐氏以寶應元年（762年）六月奉詔入京，複為中書舍人。由此下及廣德二年（764年），徐浩一直任職於集賢院。本年十一月，汾陽王郭子儀稍息戎馬，亦居長安，且兼官中書令，為徐浩頭頂上司。此時，顏真卿任刑部尚書，與徐、郭一殿為臣。
肅、代二朝，郭子儀掌文武兩柄，外敷邦教，內參朝政，聲望正如日中天，郭氏為其父家廟建碑，必然延請當朝之碩儒名手。而廣德年間，張旭、賀知章、李邕等早已不在人世。碑版遍天下且稱雄書壇者，實唯徐、顏二家而已。故舍此二家，恐亦無人能當汾陽王之選。徐、顏分司碑之陰陽，濟成完璧，合乎情理，與前述史實更無任何抵牾。
作為旁證，尚有二事值得關注。郭、徐交誼，由此亦可想見。
其一，建中二年（781年）郭子儀卒，徐浩為書《郭子儀墓誌》。
其二，《郭敬之墓碑》，徐浩書碑陰。
按，《郭敬之墓碑》，苗晉卿撰，蕭華書，著錄見於《金石錄》、《集古錄目》、《寶刻叢編》、《京兆金石錄》等。然《金石錄》、《集古錄目》失錄碑陰，《寶刻叢編》、《寶刻類編》、《京兆金石錄》則單列碑陰，名曰“郭敬之子孫題名”，並注雲“徐浩八分書”，其係年有“寶應元年”、“永泰元年”兩說。然而，寶應元年、永泰元年距廣德二年，前後均不過兩年。諸家著錄既稱《墓碑》碑陰為“子孫題名”，則其與《家廟碑》碑陰之“子孫題名”必能吻合。是知，同一碑主，同一內容，極有可能前後書出一手。
今以《家廟碑》碑陰與徐浩墨跡《朱巨川告身》比較，二者之捺法、戈法極其相似；用筆、結體亦頗多雷同。——《朱巨川告身》書於大曆三年（768年），距《家廟碑》僅四年，宜其麵目仿佛，即以建中二年（781年）《不空和尚碑》參校，碑陰與之相去亦不甚遠，蓋徐浩久任館閣，書法窘於繩律，風格變化本不顯著。
或謂史傳稱徐浩攀附王縉、元載之流，而顏真卿正因得罪元載，橫遭貶謫，是徐顏不能有碑版合作。其實，廣德年間，徐浩尚無惡名，其與王縉、元載沆瀣一氣乃大曆以後之事。廣德之前，徐顏早有碑版合作：天寶十一年（752年）顏書《多寶塔碑》、《孔子廟堂碑》皆由徐浩題額。——碑版題額者，其書藝、名位往往較書丹者為高。是知徐浩書法時譽尚差勝魯公！故廣德間續《家廟碑》之貂，舍徐浩其誰？王澍不諳唐代書史，漫作斷語，貽笑大方。
要之，《郭家廟碑》代宗禦筆題額、顏真卿書碑陽、徐浩書碑陰，誠足以當唐碑百品。由此，亦可見徐浩書法聲譽之隆。唐人論書，每以徐顏並舉，信然。
（三）顏體楷書的文字學考察
（1）
唐代是書法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顏真卿（709年—785年）雄秀獨出的書風，不但擅名當時，而且流芳後世，其影響極為深遠。
唐代也是字樣學盛行的時代。承六朝別字之亂，唐人對文字規範工作頗為重視。顏真卿的伯父顏元孫（668年—732年）著《幹祿字書》一卷，該書上承顏師古、杜延業，下啟張參、唐玄度，在唐代小學著作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幹祿字書》由顏真卿於大曆九年（774年）書丹上石，由此廣為流傳。楊漢公《〈幹祿字書〉後記》載：“太師魯公錄《幹祿字樣》鐫於貞石，仍許傳本示諸後生。一二工人，用為衣食業。晝夜不息，剜缺遂多”（《全唐文》卷760）。由此可見該書當時影響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