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釋智果所著《心成頌》，最早見於晚唐韋續《墨藪》，但文字與今本有異（王鎮遠《中國書法理論史》謂此篇最早見於（宋）蘇霖《書法鉤玄》，非是）。本篇在中國書法理論發展史上具有繼往開來、推陳出新的特殊價值，當今治隋唐書史者，卻極少措意於此。前述王氏之書及蕭元《書法美學史》，學界推為價值相對較高的書法理論史著述，其實，二人於此篇所作闡發，亦甚為粗疏。有鑒於此，筆者取證史籍，略述所得，以期拋磚引玉。
（一）《心成頌》注文辨偽
傳世《心成頌》，正文之外，每句均有注解。細讀之，深覺其文鄙理疏，意乖言拙，一如狗尾續貂，與正文極不相侔。今取篇中內證，引為兩個問題，以見此注絕非智果親撰。
1.智果與歐虞的輩份問題
張懷瓘《書斷》：“永興寺僧智果，會稽人也，煬帝甚喜之。……嚐謂永師雲：‘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右軍骨’”又，“永興寺僧智永，會稽人，師遠祖逸少。”是知二僧同鄉、同輩且同居一寺，以煬帝永、果並稱而論，二僧年歲當相去不遠。唐李嗣真《書後品》：“陸學士受於虞秘監，虞秘監受於永禪師。”盧攜《臨池訣》：“永禪師乃羲獻之孫，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是又知虞世南曾為智永弟子。因此，僧智果高歐、虞一輩，殆無可疑（虞世南小歐陽詢僅一歲）。然而，《心成頌》“繁則減除”及“分如抵背”二句注文卻援引歐、虞書法以為例證。此舉大覺蹊蹺！筆者以為，智果斷不至援引晚輩書家之作品以潤色其文。退一步說，即使智果、虞世南、歐陽詢三人同輩，此事亦不可能。其一，考諸書史，陳、隋之際，歐、虞書名遠遠不如永、果二僧。其二，《心成頌》注文稱引前代書家，僅取張芝、鍾繇、王羲之三人，智果以歐、虞時輩與三“聖”並列，於理不通。
2.注文本身的錯誤
“頌”為有韻文體，它與“箴”“銘”“誄”“讚”一樣，皆起源於三代以上。故後世作者為此體，亦力追簡奧高古。《心成頌》之有注，原因正在於此。然而，細審其注，除某些常識性錯誤之外，竟亦有大乖正文本意者，——注文如為智果親撰，豈能容有此等荒唐之事？試舉例如下：
（A）《心成頌》“繁則減除”句下注雲：“張（芝）書‘盛’字，改從‘血’從‘皿’也。”按《說文》：“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從‘皿’，‘成’聲。”此為蒙童“六書”常識，智果書學名家，諒不至望文而生他訓。此注之貽譏後世，見（宋）蘇霖《書法鉤玄》卷一，宋無名氏於該條下批雲：“盛本從皿”。
（B）《心成頌》“潛虛半腹”句下注雲：“畫稍粗於左，右亦須著，遠近均勻，遞相覆蓋，放令右虛。‘用’‘見’‘岡’‘月’字是。”按，此注從張懷瓘《玉堂禁經·裹結法》“左實右虛”條敷衍而來，大乖“潛虛半腹”四字意旨。其一，“遠近均勻，遞相覆蓋”，與“潛虛半腹”所論了不相涉。其二，“用”“見”“岡”“月”等字例與“遠近均勻，遞相覆蓋”雲雲，更成馬牛之風。對此，曆代學者均未曾提出異議，殊覺遺憾。茲略加箋釋。
欲求“潛虛半腹”正解，當取上句“峻拔一角”並觀。筆者以為，“峻拔一角”乃是就全封閉結構的漢字立論，如“圓”“國”“囿”之類，四角俱全，為免板滯，其右上角須略微向上突出，“峻拔”殆即指此。“角”意指外廓之右上部。顯然，“潛虛半腹”則是就非封閉結構的漢字立論，如“周”“用”“罔”“同”之類，底邊敞開，為求美觀，其下半部須自然留出空白，不可使框內點畫過於低墜，“潛虛”殆即指此。“腹”意指內廓之下半部。如此，“潛虛半腹”雲雲，字字皆有著落，與上句“峻拔一角”所成對偶，亦渾然天成，直不容更易分毫。
綜上所述，《心成頌》注文，信非智果親撰。宋元以降，似僅清嚴可鈞一人曾致疑於此，惜嚴氏亦語焉不詳，故略作辨證如上。
（二）《心成頌》注文斷代
排次載籍，筆者發現，《心成頌》注文與張懷瓘《玉堂禁經》有著非同尋常的微妙關係，二者之間，頗多待發之覆：
1.體例雷同
《玉堂禁經·裹結法》遍舉字例以說明書法間架結構規律，《心成頌》注文體例與此完全相同。
2.觀念相似
（1）《禁經·裹結法》：“夫言促左展右者。‘尚’‘勢’‘常’‘宣’‘寡’等字是也。”按《心成頌》“回展右肩”注與此略同。
（2）《禁經·裹結法》：“夫言抑左升右者，‘圖’‘國’‘圓’等字也是。”按，《心成頌》“峻拔一角”注與此略同。
（3）《禁經·裹結法》：“夫言實左虛右者，‘月’‘周’‘用’等字是也，”按，《心成頌》“潛虛半腹”注與此略同。
（4）《禁經·策變異勢》：二，此名遞相顯異，法以上背筆而仰策，下緊趯而覆收，按《心成頌》“隔仰隔覆”注與此略同。
3.字例互見
《玉堂禁經·裹結法》共列舉字例34個，其中，30%亦見於《心成頌》注。更有甚者，這些互見的字例，竟集中出現在“回展右肩”、“峻拔一角”、“潛虛半腹”等觀念、行文與《玉堂禁經》極為相似的三句注文之中。
要之，《心成頌》注與《玉堂禁經》在體例、觀念、字例、行文等方麵甚多雷同，故二者之間實有抄襲隱情。不言而喻，倘若能確定其中之底本，則《頌》注之斷代、係年將有跡可尋。
筆者以為，張懷瓘《玉堂禁經》不當蒙抄襲之冤，試略作說明。
眾所周知，張氏為唐代書論名家，書法理論著述之宏富，千餘年間，首屈一指。張氏自視甚高，其《文字論》借褚思光之語自詡雲：“《書斷》三卷，實為絕妙。猶蓬山滄海，吐納風雲，禽獸魚龍，於何不有？見者莫不心醉，後學得漁獵其中，實不朽之盛事也。”張氏自評其書藝，亦頗為矜許。《文字論》雲：“夫鍾王真行，一古一今，各有自然天骨，猶千裏之跡，邈不可追。今之自量，可以比於虞、褚而已……仆今所製，不師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數百年內，方擬獨步其間。”
平心而論，天寶年間，張懷瓘兄弟能同班供奉翰林，其書學造詣，實在未可低估。張氏《評書藥石論》雲：“陛下亦以臣知於書也，……天聽低回，旁羅草澤，擢臣於翰林。”按，張氏出生卑賤，玄宗皇帝聲色犬馬之餘，對其青眼有加，正是因為張氏兄弟於書道確有過人之長。
前已論及，《心成頌》注文，鄙陋低俗，以張氏高自標許的個人稟性及供奉翰林的學術身份而論，其撰著立言，斷不至取法乎下，剽竊此等不入流之作。非此即彼，《心成頌》注文抄襲《玉堂禁經》，實已毋庸置疑。
《玉堂禁經》稱引唐代書家，止於張旭，是知其成書時間當在玄宗天寶以後。《心成頌》注既然抄襲此書，其斷代上限，當以此為準。換言之，此注最早不得早於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