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選拔人才、用人之道有如下幾個方麵的特點。
1.德才並重，著重於德。
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和過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標準，就是在德才並重的前提下，更著重於德。他施政治國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純正的才智之士。如蔣琬、董允、陳震、郭攸之、薑維、楊洪、鄧芝、王平、李恢、呂凱、射援等等。
正因為諸葛亮選擇嚴格，蜀漢的人才雖然不如曹操手下“謀臣如雲，武將如雨”那樣多，但從質量上看，卻要比曹魏高得多。
這一點，在奪取漢中時，法正就看得很清楚，他曾向劉備說過：“魏之將帥，比不上蜀國的將帥。”（《三國誌·蜀書·法正傳》）而直到蜀國滅亡，郭頒在其《世語》中還稱讚蜀國的官員大多屬“天下英俊”。
對於諸葛亮這種選拔人才的精神與做法，後代的學者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明代的方孝儒在《諸葛丞相論》中就認為，自秦漢以下為相者都不如諸葛亮。而清代的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把諸葛亮與曹操、劉備、孫權加以比較後，認為：就用人來說，曹操用權術來駕馭（yù）駕馭：使服從自己的意誌而行動。人才，劉備以他的摯誠來籠絡人才，孫氏兄弟用意氣相投來網羅人才。用權術駕馭可以說是一種機謀，用摯誠與意氣都是誠心的表現。而兼有這三者的長處的人，隻有諸葛孔明一人而已。
諸葛亮治國“開誠心，布公道”，用人重德講才，同時兼蓄各類人才，他量才授任，揚長避短，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能之士，表現出用人之度。這一點，將在下文專節敘及。
2.取人不限其方，不以資曆出身為限。
諸葛亮選拔、使用人才，不搞宗派，不存門戶之見，不講資曆和門第，而是以“德才”為標準，以才幹為依據，這些方麵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就不搞宗派，不存門戶之見來說，隻要看看劉備集團中各級官僚機構的人員組成情況，就可以明白。
在以劉備和諸葛亮為首的蜀漢統治集團中，有很早就跟隨著劉備東征西討的北方舊人，如關羽、張飛、趙雲、孫乾、簡雍等，又有在劉備占領荊州後，跟著劉備入蜀的荊楚人士，如龐統、蔣琬、陳震、馬謖（sù）、向寵、黃忠、張南、馮習等，還有原為劉璋舊部的益州人士，如法正、李嚴、吳懿、費觀、董和、程畿（jī）、張嶷（yí）、馬忠等，甚至還有從敵對國歸順過來的，如薑維等，這些人可以說來自五湖四海。不管來自何等地區，參加蜀漢集團無論先後，隻要忠誠於“複興漢室”大業，有一定的才能，諸葛亮都盡量錄用，盡力發揮他們的作用，公正地對待他們，甚至讓他們擔任重要的官職，處於顯要的地位。這種選士授職不以主觀色彩和從狹隘的本派私利出發，而是著眼於整個集團利益的作風，表現了諸葛亮傑出的政治家風度。
諸葛亮擢（zhuó）升擢升：提升。官吏，不講資曆出身，不計門第，對於有卓越才幹和特殊貢獻的人予以破格提拔。他認為“亙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眾下”，因而他處處留心，時時注意從下層官吏中發現、選拔人才，破格提升了不少有才能、有功業的新人。
巴郡人張嶷，出身寒微，劉璋時隻是個下級官員，諸葛亮發現他“識斷明果”，並有“忠誠之節”，提拔他為越巂（xī）太守。張嶷到任以後，在處理本郡複雜的民族關係方麵，顯示了他靈活機動的領導能力，在貫徹諸葛亮“安撫”的民族政策方麵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西郡人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書，文化水平很低，原是曹操手下小軍官，劉備征漢中時投降劉備。由於他“遵履法度”（三國誌·蜀書·王平傳》），實踐經驗較豐富，在街亭之戰時立了功，諸葛亮提拔他為討寇將軍。在日後諸葛亮北伐等戰役中，他也屢立戰功，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楊洪原是犍為太守李嚴手下的小吏，當劉備北攻漢中急需援兵時，諸葛亮向他征求意見，發覺他很有政治頭腦，於是提升他為蜀郡太守。何祇原是楊洪門下書佐，因有“才策功於”，又被諸葛亮提升為廣武太守。這裏還有一段軼聞。楊洪對何祇說：“你的馬怎麼跑得那麼快？”何祇回答說：“不是我的馬跑得快，而是你沒有快加鞭啊！”一時傳為美談（見《三國誌·蜀書·楊洪傳》裴注）。李嚴、楊洪、何祇三人原來官職懸殊，而後來卻同為太守，這件事使人們看到了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能“盡時人之器用”的用人風格。
費禕（yī）、董允俱為太子舍人，職位較低。費禕“有俊才”、“識悟過人”，董允能“斟酌規益，進盡忠言”。諸葛亮發覺他們各自的才幹之後，分別委以重任。費禕在完成聯吳修盟的外交活動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務，董允為侍中，領虎中郎將，恪盡職守，處事幹練，是蜀漢優秀的高級官員。費禕、董允以及蔣琬，是繼諸葛亮死後主持蜀漢軍政事務的重臣，時人把他們與諸葛亮並稱為“四相”，又號“四英”。
3.采取措施，廣泛延引人才。
在延引人才方麵，諸葛亮是通過這麼幾條途徑來完成的。
首先，前麵已介紹過的許靖（jìnɡ），他與當時著名學者蔡邕（yōnɡ）、孔融齊名，資望頗高。劉備入益州時，本不想用他。但法正認為應該起用，以擴大影響，諸葛亮也非常讚同法正的意見。因而許靖官至司徒。這對人才的招納起了不小的作用。諸葛亮對他也很敬重，經常以學生的身份去拜訪他。
再如，對待杜微也是如此。杜微是一個“行義素著，鄉裏敬慕”的老儒生。劉備入益州時，他已是一個雙眼昏花、兩耳失聰的老人了。他閉門不出，采取與劉備集團不合作的態度。諸葛亮為丞相後，用車把他請了出來，由於杜微耳聾，諸葛亮用書麵與他對話，最後征得他的同意，拜他為諫議大夫。
像許靖、杜微這樣的老儒生，應該說是沒有多大實際工作能力的。但諸葛亮這樣做的目的，是在表示對書生儒士的重視，以便招引更多人才。
其次，諸葛亮特別鼓勵和獎賞屬下及各州郡長官為他舉賢薦能。當過廣漢太守的閬（lànɡ）中人姚伷（zhòu）向他推舉了一批“文武之士”，還專門寫了一篇教令號召大家向姚伷學習，教令中說：“當臣下對國家最忠誠、最有益處的工作，莫過於為國家多推薦人才。姚伷能夠這樣做，希望大家都來學習他。”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諸葛亮不僅自己當伯樂，還鼓勵大家都當伯樂。這樣一來，何愁人才不會向蜀中大批湧來？
另外，據《諸葛亮集·故事》卷5中記載，為了延引人才，諸葛亮做了丞相之後，還專門在成都城南修築了一個讀書台，這對於人才的吸引，也是有一定影響的。
4.循名責實，注意對官吏進行考核。
為切實做到“任人唯賢”，諸葛亮以“循名責實”對官吏進行考核，要求官吏們為政要講求實效，他特別強調“治實而不治名”這條原則，反對名不符實、表裏不一的作風。
諸葛亮考核官吏的標準，也是他考察、識別、使用人才的標準。他提出了7條“知人”之道，即分別對人從“誌”、“變”、“識”、“勇”、“性”、“廉”、“信”7個方麵進行了解、考察的辦法。“誌”就是向對方提出是非不同的問題，觀察其誌向；“變”，就是向對方提出複雜的難題，考察他對問題的解答、應變能力；“識”，就是向對方征詢計策，以觀察其見識；“勇”，就是告訴對方有艱難險阻的存在，考察其是否有臨危不懼的精神；“性”，就是考察其在醉酒之後所顯示的品性和本色；“廉”，就是把對方安置在有利可圖的位置上，考察其是否廉潔；“信”，就是托對方辦事，考察他是否守信用。
除了“七條”，諸葛亮還嚴格地考查官員身上是否存在著“五害”。這“五害”分別是：“因公為私，乘權作權”；“內侵於官，外采於民”；“過重罰輕，法令不均，無罪被辜，以致滅身”；“縱罪惡之吏，害告訴（上告申訴）之人”；“阿私所親，枉克所恨”，“不承法製，更因賦斂”，“詐偽儲備，以成家產”；“民失其職”（即加重人民負擔，使人民無法生存）。對犯有“五害”的官員，一定要嚴懲不貸；沒有“五害”的官員，一定受到獎賞。
諸葛亮舉賢授能的用人之道，從上所敘可以見其梗（ɡěnɡ）概。在蜀漢複雜的人事環境中，諸葛亮憑自己的政治文化素養和聰明才幹，舉賢用人，形成了有特色的舉才用人之道，保證了蜀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的安定和團結，這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他重視人才，“取人不限其方”，用人能“盡其器能”，能比較公正地對待各種人才等等做法，是難能可貴的，也是我們今天所應該借鑒的。
治軍·木牛流馬·八陣圖
以身兼將相而自許的諸葛亮，在治國理政的同時，未嚐一日不在思謀治軍、用兵之道。陳壽呈獻給晉武帝司馬炎的《諸葛氏集目錄》中，就有《兵要》、《軍令》等篇章。至今留存在《諸葛亮集》中就有“兵要十則”、“軍令十五條”，以及有關談兵治軍的論述。
治軍是為了治國，這是作為政治家又是軍事家的諸葛亮治軍的一貫指導思想。國家的安危在於軍隊的強弱，這是諸葛亮高度重視武裝力量建設的思想根源。
既然國家的安危係於軍隊的強弱上，而軍隊的強弱在很大的程度上又取決於將帥的素質和才能，那麼選擇將帥之重要就可想而知了。所謂“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說的就是對將帥選擇的重要與要求之嚴格。諸葛亮對將帥的選擇，與他治國舉賢授能一樣，注重德才並重。德，就是良好的道德，這裏麵包括對國家的忠誠，處事以公的原則，同時也包括愛民的思想。眼裏如果沒有老百姓，處事不考慮民眾利益的將帥，他就不是國家的良輔，就沒有資格當軍中的主帥。才，就是要求作為將帥要精通軍事，懂得謀略，善於打仗。
在蜀國，能夠稱得上合格的將帥，在諸葛亮的心目中並不多。從《三國誌·諸葛亮傳》中所敘，以及《出師表》中所涉及的，隻有將軍向寵和後來擔任蜀漢主帥的薑維，諸葛亮才認為他們夠稱得上是德才並重的將帥，可見他對將領的選擇要求之嚴。
對軍事將領全麵軍事素質的要求，集中體現在下麵的一段話中：
一個將領要審知天時與地利，更要注意人和，要關心和愛護部屬；既要熟悉各種攻防兵器，擅長運用掌握，又要注重賞罰公正嚴明對士卒作戰勇敢與否所起的作用；要洞察敵人的陰謀，善於掌握敵人的動向，要了解進軍路上的險阻，何處安全，何處危險，要變被動為主動；進軍和退卻，要掌時機；防守要充分部署、提高警惕，進攻要加強力量，擴大聲勢；攻與防，都一定要積極發揮士兵的作用；對成功和失敗都要充分估計到，要爭取盡量減少傷亡。（原文見《諸葛亮集·文集》卷3）
總而言之，諸葛亮強調：一個優秀的將領，一定要深謀遠慮，要集思廣益集思廣益：集中大家的智慧，廣泛采納有益的意見。切不可獨斷專行。
在具體治軍的方法上，諸葛亮采用禮治和法治相結合的辦法。
所謂禮治，就是用儒家思想進行教育。諸葛亮在治國治軍方麵，最反對“不教而誅”。平時要重視教化，對軍隊要在思想上用禮義忠信的封建倫理觀念武裝將士們的頭腦。為什麼要這樣做？諸葛亮解釋說，從軍事觀點上講，一個將帥能夠“善養士卒”就可稱得上是“仁”；將士如果能“以身殉國”，就是“忠”；不為利祿富貴所動搖，就是“義”；勝利了不驕傲，不居功，是“禮”；能夠“奇變莫測，動應多端”，就是“智”；“賞不逾時，刑不擇貴”，就是“信”。能夠做到忠、義、禮、智、信的軍隊，就是一支戰無不勝的軍隊（以上見《諸葛亮集·文集》卷4）。
以法治軍，就是強調要以典型、賞刑來警戒官兵。如果說禮治是務虛的話，那法治就是務實的了。在諸葛亮看來，厲行法治是軍隊的法寶，他說：“一個作將帥的，統率著百萬的軍隊，要使這麼多人束肩斂息，躬身並足，集中注意力，連大氣也不敢出，連頭也不敢抬起來服從命令，靠的是什麼呢？靠的是法製。”（原文見《諸葛亮集·文集》卷4）如果“賞罰不明，法令不信”，即使有“百萬之師”，也是“無益於用”的。諸葛亮非常推崇先秦軍事家孫武、孫臏等人，讚賞他們在治軍之中執法嚴明的作風。他認為，將士作戰立了功，就要按功勞的大小給予獎賞，如果違犯了軍法，那就不管他地位有多高，平時對他多親近，也要依法處罰。著名的例子，就是忍痛揮淚斬馬謖。馬謖違犯軍令，失了街亭，被處以死刑。當時蔣琬到漢中對諸葛亮說：“天下未定，殺掉智能之士，豈不是很可惜嗎？”諸葛亮回答：“孫武之所以能夠製勝天下，就是靠他嚴明的軍法。現在剛剛和敵人交戰，就因人而使軍法受到破壞，怎麼能夠去討賊呢？”（原文見《三國誌·蜀書·馬良傳》裴注）可見諸葛亮對以法治軍的態度是相當堅決的。法治對於諸葛亮本人也不例外，當第一次北伐失敗時，他上疏承擔責任，自貶三級。
在用“禮”與“法”治軍的同時，諸葛亮還十分注意對軍隊進行技術訓練，即重習練。他說：“一支經過高度習練的軍隊，如果由一個才能不高的將帥來指揮，不見得就會失敗；如果一個很有才幹的將帥，統率的是一支沒有訓練的軍隊，也很難取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