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諸橋轍次還來函提問：“一、中國領土廣大，南北各異，語言以白話代文言，寧不招國語紊亂而致人心乖離嗎？二、文言有固定性質，白話有進化性質，若以白話代文言，則朝變暮改，還可期係統的發達嗎？三、學童所修專是白話，則彼成人之後，不訓讀文言，則舊庫載籍豈不空束高閣了嗎？則禹域3000年文化將蕩然掃地。請問有何辦法可救此弊？”（《胡適年譜》，93頁。此為編者歸納的大意。）諸橋轍次後任文理科大學教授和靜嘉堂文庫長，多次來華，1930年3月到上海訪書時，與胡適再會。（參見《張元濟年譜》，336頁。）所言足以代表一般來華日本學者“往往替‘東方的遺產’抱著過分的憂慮”（《胡適書信集》中冊，662頁。）的態度。他後來回憶與中國學者的交往，還是以遺老派舊人為首為主，對胡適不過附帶提及。（參見［日］諸橋轍次：《支那學者の思ひ出》，見《支那の文化と現代》，85～94頁。）1921年來華留學的東京帝國大學研究生竹田複，也曾到北京大學向胡適請教關於五四運動的事。（參見《學問の思い出：竹田複博士を圍んで》，載《東方學》，第37輯（1969年3月）。）
此後，胡適相繼認識了久住中國的日本著名漢學家小柳司氣太、主持三井公司下設中國研究室的今關壽麿以及先入《順天時報》社、後來在東方文化事業總會的橋川時雄。前者已是蒼然老人，崇信儒教，認為：“儒教為中國文化一大宗，其中有幾多真理，一旦棄去，甚為可惜。”他邀請胡適加入日本學者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狩野直喜、井上哲次郎等組織的提倡儒道的斯文會。胡則“隻認儒教為一大宗，但不認他為唯一大宗”，遂以不讚成儒教而婉拒其請。但雙方仍有來往，胡適在其宴席上還認識了剛從歐洲歸來的京都大學羽田亨教授，對這位通數國文字，著有《西夏紀年考》等書的東洋史專家印象頗佳，知其攜有敦煌文書影本四千餘卷，將次第印行，認為“此極好事，我們都應該感謝”。羽田亨後任京都大學校長，是首位中國學家出任這一職務。小柳司氣太回國時，胡適還為之餞行。（參見《胡適的日記》，133～134、235、265、273頁。）今關壽麿送給胡適自作的《宋元明清儒學年表》，兩人就中日兩國學術發展交換看法。今關壽麿稱日本近代史學受崔述和汪中的影響最大，胡適則認為主要是西洋學術的影響，並謂：“日本史學的成績最佳。從前中國學生到日本去拿文憑，將來定有中國學生到日本去求學問。”（《胡適的日記》，437～438、517頁。）此言後來應驗，但陳寅恪予以譏諷。（陳寅恪1929年5月《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係畢業生贈言》：“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天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區是秘方。”（《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42頁）此前內藤湖南也曾說會有中國學生來日本學中國學問，人多以為戲言，不料很快成真。）
小柳司氣太、今關壽麿均長期在華，與中國學者廣泛交往，對胡適的看法似不佳。小柳承認中國學問還是中國學者高明，確為洞見，但所說“即使架上梯子也不能望其項背的偉大的學者”，卻是“深居簡出”的人，顯然不包括胡適。（參見［日］長與善郎：《回想魯迅》，載《華文大阪每日》，第4卷第8期（1940年4月15日）。）今關壽麿曾於1922年出版關於中國現代學術界的小冊子，後來又寫成《近代支那の學藝》，全麵檢討當時中國學術界的狀況。他認為，概言之，現代為學界衰敝時代。雖然北大一派用西洋科學方法整理舊學術為新的開端，但前景未可樂觀。（參見［日］今關天彭：《近代支那の學藝》，21～25頁，東京，民友社，1931。）所列舉中國詩文界各派代表，也沒有白話文學的地位。不過，今關壽麿後來有興趣於佛教史，1935年在北平讀了胡適的有關論著，雖認為多踏襲日本學者的新說，但加入中國材料，利用敦煌文書，且善於整理安排，令人一目了然，遂將5篇關於禪宗史的論文譯出，輯為《支那禪學の變遷》一書。事前他曾函告胡適，以征得其同意。1936年6月23日胡適複函稱：“先生如要譯拙著，但請自由翻譯，不必征求我的同意。印出後，乞賜一份，為惠多矣。鈴木大拙先生已往英國，想今年可歸。我本年七月十四日從上海赴美洲，在東京有一日句留，或可與先生相見也。”（胡適著，［日］今關壽麿譯：《支那禪學の變遷》，1～2、138頁，東京，三秀舍，1936。此次胡適過日，日本各界反應冷淡，似未與今關壽麿見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