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新文化運動的局限及其調整變化，朝鮮人士也予以密切關注。1928年丁東從北平報道，五四以來提倡文學革命，以白話代文言，但接受西洋文學，多由日本間接轉手，所介紹的古典、浪漫、表現、未來等各種主義，全是“抄書著作家”以耳代目，創作多為模仿，批評也雜亂無章，成功者隻有周樹人、周作人兄弟等少數人，《小說月報》則主張自然主義。過去的一兩年，自然、唯美、趣味、未來等派別均趨於沒落，1928年春，受蘇俄和日本的影響，無產階級文學抬頭。但是，僅僅一個階級的文學有所局限，因而將向大眾文學轉換。（參見丁東：《現代中國文學的新方向》，載《新民》，第42號（1928年10月）。）同年梁柱東在《東亞日報》發表文章，評論中國文壇關於國民文學與無產文學的論爭。（參見梁柱東：《丁卯評論壇總觀（一）：國民文學與無產文學諸問題的檢討批判》，載《東亞日報》，1928年1月1日。）梁白華則注意到20世紀20年代後半中國文壇反新文學出版物流行的怪現象。（參見《開辟》，第44號。）
20世紀20年代外蒙古獨立後，政治上追隨蘇俄，學術也受其影響製約。俄國從沙皇時代即注意東亞，並在中國東北設立研究機關。十月革命後，20世紀30年代前，在全蘇東方學會正副會長帕甫洛維奇、巴爾托德和鄂登堡的主持下，舊學者受到善用，與海外的學術交流基本能夠正常進行。俄國原有在華研究機關繼續保留，許多學者到中國、日本研究及考察，而不少中國、日本學者也前往蘇俄。革命前後，京都大學的狩野直喜、矢野仁一、羽田亨、梅原末治等曾赴俄國調查，與該國學者建立學術聯係。（參見［日］石濱純太郎：《ロシアの東洋學》，載《東洋史研究》，第1卷第6號（1936年8月）。）三國學者間交流最典型的是關於蒙元史、西夏研究與東亞考古。因此，蒙古學者如CybenZamcaranovicZamcarano（蒙古名Ceweng）曾於1926年訪問北京。他畢業於彼得堡大學，很早便在鄂登堡的支持下調查收集蒙古的文字與口傳史料，後來參與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創建活動，又應鄂登堡的建議發起組織蒙古科學委員會，從事有關蒙古曆史、文學、社會、民族的研究。（參見Bobert A.Rupen，“Cyben Zamcaranovic Zamcarano”，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9，no.4。讚氏後被“驅逐”到列寧格勒科學院，1937年被逮捕，大約1940年死去。）
1926年於右任等人訪蘇途經蒙古，因故滯留烏蘭巴托，此即原來的庫倫，1925年春，當地曾發現古墓，於右任聽說後，欲約北京大學考古研究室友人入蒙實地調查，因事不果。這時他努力探詢有關事宜，經圖書館人員見告，古物已運回列寧格勒，經兩國政府協商，同意歸還部分文物給蒙古，尚未運到。蒙古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丹巴道爾濟聞知此事，作函介紹於右任於圖書館館長劄木薩賴諾甫。劄氏原為布裏亞特蒙古人，博學多聞，沙俄時代，不願受其壓迫，乃入外蒙籍，“聞餘至甚喜曰：‘君之來雖不能見古物，但與發現之學者可遇，亦不幸中之幸。’”遂介紹其與柯茲洛夫相會，由後者導觀古墓現場。（參見［日］石田幹之助：《三鬆盦讀書記（二）》，載《史學雜誌》，第45編第1號（1934年1月）。）
第四節 由媒介而通道
20世紀國際漢學大盛，外國學者多由域外而溝通本部，但路徑各異，歐美集中於西域南海，日本學者為求領先，重視所謂“滿鮮”、“滿蒙”。朝鮮的日本殖民當局在相對穩定了統治局勢後，出於政治目的，有意擴大加深東亞各國的聯係，從1917年起，每年組織官、公立學校的教職員為學事視察團，分別前往日本（以朝鮮人為主）和中國的華北東北遊曆（以日本人為主）。（參見《學事視察團》，載《朝鮮》，第82號（1921年12月）。）同時注重東亞的考古和曆史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