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0章 東亞各國的學術交流(4)(2 / 3)

此後,胡適、陳獨秀、李大釗、梁啟超、孫中山等人的思想主張及新文化運動的發展情況陸續為朝鮮的報刊介紹評論,如整理國故、新詩創作、白話文、大眾語、國語統一及漢字改革、東西文化論戰、非宗教運動、國民文學與普羅文學等。關於胡適著述有李像隱譯《實驗主義》(載《現代評論》),吳南基譯《孫文學說之科學的批判》(載《新朝鮮》),金剛秀譯,李季著《胡適著哲學史孔子論批評》(選譯自《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第6章“對於哲學史所描寫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批評”,載《新興》)以及胡適的幾首白話詩。梁啟超著述有《新民之新理想》、《民族解放的基調與自我解放原理》(載《新民》),《知識教育政治教育》(載《開辟》)。以“北旅東穀”為筆名發表的文章《樹立新東洋文化》,論述從洋務運動以來中國的社會變革,尤其是重點評述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梁啟超的新學會宣言,以蔡元培為中心的北京大學新教育,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周作人的人的文學,王世棟的新文學革命等,全麵介紹中國改革舊思想舊文藝,建設新文學的運動,其目的在於對朝鮮社會有所裨益。(參見《開辟》,第30號(1922年12月)。)同一作者還載文論述中國關於東西文化的論戰,作為朝鮮文化運動的借鑒。另外《新民》雜誌譯載了中國範麗誨的文章《新中國及其國學主張》,介紹中國正在將傳統的五經改造為哲學、史學、政治、經濟等新式學科。(參見《新民》,第42號(1928年10月)。)

梁建植除繼續翻譯撰寫有關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的論文作品外,還致力於中國古典文學和思想的研究介紹,在《東光》、《新民》、《新生》、《文藝時代》、《如是》、《文藝公論》、《東明》、《東亞日報》等報刊先後翻譯中國的傳統及新編戲曲《西廂記》、《琵琶記》、《東廂記》、《四弦秋》、《桃花扇傳奇》、《馬嵬驛》和小說《水滸傳》,發表了《水滸傳》、《五字嫖經》、《〈紅樓夢〉是非:中國的問題小說》、《元曲概論》、《從藝術上看〈西廂記〉及其作者》等論文,介紹評論中國、日本有關研究和翻譯的得失。如關於《紅樓夢》的長篇論文,從分析作品的情節寓意、人物塑造入手,比較與《水滸》、《金瓶梅》的特色,並重點評述了紅學各派的觀點,涉及蔡元培、胡適、俞平伯、錢靜方等代表性諸說。(參見《東亞日報》,1926年7月20日至9月28日。)此外,他還撰寫了《現代思想的源泉:老子學說大意》,敘述老子的生平學說,評介歐洲、日本學者如武內義雄等人的研究進展和趨勢(參見《新民》,第34號(1928年2月)。作者原對老子有興趣,曾在中央青年會館聽過關於老莊學說的演講。);翻譯了章炳麟的《中國文化的根源與近代學問的發達》,主張借他山之石看待中國固有學問(參見《東亞日報》,1929年1月19日至29日。)。

梁建植的翻譯介紹和研究評論,既批評舊禮教壓抑人性的正常發展,又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他認為文學的反抗精神象征著現實生活的窮蹙,因此沙俄時代和最近中國的文壇生機勃勃。禮教本來是為了幫助人性的適當發展,但過度鉗製,則導致相反效果。壓抑與纏足,即為變態的證明。《西廂記》等作品顯示對舊禮教的反抗和對人性的正當追求,是人性從禮教下解放的凱旋曲、紀念碑。(參見梁建植:《從藝術上看〈西廂記〉及其作者》,載《東亞日報》,1927年11月17日。)這與中國的新文化及整理國故運動較為合拍。和梁氏同為非海外文學派重要成員的丁來東也撰文稱,中國新文學勃發之際,一度盛行全盤否認古代文學,後來整理國故熱,重新發現古文學的價值。胡適等人依據文學的用語評定優劣,周作人和郭沫若等則主張根據作品的內容。中國文學與西洋諸國比較,各有長短。中國文字為文學的表現器具,重象形表意,意味深長,因而詩歌發達。但敘事詩較西洋為少。近來重視民間文學,則發現彈詞等長篇敘事詩。(參見丁來東:《中國文學的特征》,載《學燈》,第22號(1936年1月)。)

當時朝鮮思想界的一般傾向是著重講反儒教以求精神解放。 1920年7月創刊的《廢墟》雜誌,即從泰西、儒教和朝鮮古文化的關係立論,認為:現在地球上僅泰西一隅文化燦爛,一旦封閉的格局被打破,新思潮起而改造社會,泰西文化將彌漫全世界。努力改造貧弱精神各方麵的運動,將作為各種新事業建設的一部分。欲使本國文化於世界有所貢獻,令祖先的思想事業影響人類的幸福,就必須解放思想。所謂解放,是從守舊的儒教思想和頑固的禮節下解脫出來,從非科學的教育的班閥主義走向自由發揮才能。現在朝鮮青年複活過去固有文化的暗光,對於將來第二代青年的生活,現今自己的生存價值以及邁向新時代的路程計劃,都十分必要。(參見李丙燾:《朝鮮的古藝術和我們的文化使命》,載《廢墟》,第1號(1920年7月)。)這顯然是希望擺脫儒教的束縛,使朝鮮的古文化與西方近代文化接榫。1922年金昶濟以《儒教與現代》為題,評論當年中國和日本一些地方舉行紀念孔子逝世2400周年的祭典,作者對中國言論界傾向於反孔頗有同感,認為“孔教”過去為東洋道德基礎,但現在對社會的支配力已經降低,應當追求新的道德觀念。(參見《東明》,1922年11月12日。)後有人對此表示異議,予以駁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