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是受中國儒教文化浸染最深的東亞國家，其宿儒甚至視同屬漢字文化圈的日本為蠻夷。近代以來，這種影響一直持續。1883年，統理衙門博文局編印的《漢城旬報》報道了英國幾所大學設立漢學科的消息，該刊不知這是歐洲列強對華利益的驅動，反而以為：“由此觀之，可謂漢學之西行，而夫將以斯文啟全球之奎運也。”（《漢學西行》，載《漢城旬報》，第1號（1883年）。）此後在列強的壓力下，朝鮮朝野的態度逐漸改變。甲午中國戰敗，形勢根本逆轉。據1918年到漢城的蔣夢麟描述，當時朝鮮民間人士對於中日兩國的態度，年老的一代惋歎充滿中國文化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青年則對日本仇恨，對中國鄙夷。但在民族獨立與變革求新方麵，又和中國有共同利害關係。引導其參觀王宮的精通漢學的老學者，經過閔妃被刺處時心情沉重地說：“我國現在要振作也太晚了。我們的國王已經因沉湎聲色歌舞而貽誤國事。但是中國是有光明的前途的。中國是你的國家，也可以看作我的祖國。”希望年輕的蔣夢麟“好好地為中國努力”（《西潮》，180～182頁。）。
此外，20世紀初期以來朝鮮留華學生為數不少，並開始謀求結合團體。起初因人數不多，又分散在南北兩京，相距太遠，未能遂其誌。後來留學生人數增加，先以地域為基礎結合，成立了上海留滬學生會、南京學友會、蘇州留吳同學會、北京高麗留學生會。在五四運動風潮的鼓舞下，繼而於1921年夏由留滬學生會和南京學友會發起，籌劃組織全中國高麗留學生會，7月，首先成立了高麗華東留學生聯合會，就讀於江蘇、安徽、湖北、浙江、江西等省的朝鮮留學生加入者達130人，以鄭光好為會長，卓明淑為副會長，金善良為議事長，職員及議事員有薑斌、金柱、樸讚永、朱耀翰、李康熙、崔誌化、安原生等。他們積極參與各種國際性的學生組織活動，先後派代表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遠東弱小國家大會和在北京舉行的國際基督教學生同盟會，並注意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動向，報告回國。（參見上海複旦大學薑斌：《高麗華東留學生聯合會誕生與由來》，載《開辟》，第24號（1922年6月）。）一些成員歸國後，成為民族主義的重要鼓動者。如議事員朱耀翰於1926年5月創刊《東光》雜誌，任編輯兼發行人，提倡個人主義，精神啟蒙，其精神背景為以安昌浩為中心的興士團。據說這是韓末和日帝時代朝鮮國內唯一強有力的政治團體，民族主義的大本營。朱氏原來留學日本，1919年2月曾創辦《創造》文藝雜誌於東京。
以此為背景，東亞各國學術界之間的共鳴增強。20世紀前十年，以王國維、狩野直喜等發端，中日學者關於中國小說戲曲的研究興起。受此影響，朝鮮漢文學者梁白華（名建植，字菊如，號杏村洞人）於1917年11月在《每日申報》撰文《關於支那的小說及戲曲》（載《每日申報》，1917年11月4—8日。），指出：“研究外國文學的目的在於有利於發達本國文學，支那文學輸入朝鮮三千餘年以來，給予極大影響，深深紮根，故不解支那文學，不能於我國文學有一知半解。況且支那文學具有一種特性，於世界文壇大放異彩。支那為東洋文化源泉，思想鬱然磅礴，詞華燦然煥發，合北方沉鬱樸茂與南方橫逸幽豔成一雄渾壯大的支那文學，浸及於朝鮮、日本。《詩》三百篇，秦漢高古，六朝豐臆，唐詩宋文，元以後小說戲曲，上下四千載，興亡八十餘朝，富贍文學，滾滾然不絕，文星之多，無與倫比之盛。”麵對中國文學的豐富浩瀚，梁氏自覺無力窺見全豹，有意專治具有研究價值又鮮有人著手的小說戲曲。該文在概述元明清小說戲曲發展簡史及其對朝鮮的影響後，指出小說戲曲具有平民文學性質，希望與正在輸入的西洋文學融貫調和。這與京都支那學的觀念極為近似。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興起，世界上最早有所反應的地區就是東亞。朝鮮1920年6月創刊的《開辟》雜誌，以開新紀元，創新時代，養新人物為宗旨，當年10月第4號發表主編李敦化的《朝鮮新文化建設方案》，提出分鼓吹知識、普及教育、改良農村、都市中心、科學專家、思想統一六個階段，實現新文化建設。同年京都《支那學》第1—3號刊載青木正兒《以胡適為中心的中國文學革命》，為國際漢學界首次正麵報道評論新文化運動。後又刊登青木正兒所撰《吳虞的儒教破壞論》。但青木正兒反儒和注意新文化，在日本實為例外，其雜誌也不是京都學派的機關刊物。朝鮮則不同，在文網甚密的情況下，長期大量報道譯介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狀況，一些雜誌也與中國的同名，如《現代評論》、《學燈》、《創造》等。《開辟》第5—8號及23號刊載梁白華翻譯的上述青木正兒的兩文，欲借鑒中國文學革命，創建朝鮮的新文學。青木正兒後來以研究中國近世戲劇知名，與有誌於研究中國小說戲曲的梁白華堪稱同調，兩人或許另有聯係。
1920年12月，《開辟》社致函胡適，請其為新年號題詞。胡適從留學時代起就關注亡國的朝鮮同學，對其境遇充滿同情，常以無力相助為憾，接信後，於12月19日題寫了“祝《開辟》的發展”，並複函稱該雜誌“為東方文學界之明星”。北京大學教授高一涵也題詞：“《開辟》：威權之敵。”另有上海 《興華報》社的祝箋。（參見《開辟》，第7號（1921年1月）。）後來胡適致函青木正兒，對《支那學》將變成一個“打破國境”的雜誌表示“極歡迎”，讚揚《開辟》譯登青木正兒的文章，“也是打破國境的一種現象”（《胡適書信集》上冊，25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