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熟悉了解中國學術界的狀況，不僅聚集於北京和江南等人文淵藪的學者受到日本學人的注視，一些相對較偏遠地方的耆宿也有前來問學者。閑居閩南故裏的陳衍，先後接待過台北大學教授久保得二、飯沼龍遠和助教授神田喜一郎。（參見《侯官陳石遺年譜》，349、356～357頁。）其門人葉長青先後任教於廈門大學、金陵大學，曾與鈴木虎雄書信論學。（參見《鈴木虎雄博士與葉長青社長書》，載《國學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9月）。）隱居青島的勞乃宣，則見過林泰輔。（參見《韌叟自訂年譜》，見《中國曆代名人年譜彙編》，第1輯，53頁。）湖南的葉德輝先後接待過來訪的宇野哲人、高瀨武次郎、鈴木虎雄、諸橋轍次、後藤朝太郎等人。（參見［日］鹽穀溫：《先師葉郋園先生追悼記》，載《斯文》，第9編第8號（1927年8月）。）就連曾將日本漢學貶得一錢不值的章炳麟，也幾度與橋川時雄及一些專程來華調查學術狀況的日本人士會晤。
20世紀20年代，日本借退還庚款之名舉辦東方文化事業，引起中國各地各界人士的極大關注，長期交涉競爭，紛紛加強對日本的注視和交流。以此為契機，在政治與學術關懷的交相作用下，中日兩國學者積極發展合作組織，如東方學會、中日學術協會、東方考古學協會等。東方學會成立於1923年，發起者為王秉恩、柯劭忞、陳三立、辜鴻銘、葉爾愷、鄭孝胥、朱祖謀、陶葆廉、李孺、章鈺、寶熙、王季烈、張美翊、徐乃昌、陳曾矩、陳毅、金梁、劉承幹、王國維、羅振玉等。籌議之際，曾公宴中外名人，如鐸爾孟、鋼和泰、尉禮賢、福開森等，徐森玉、沈兼士也出席。（參見金梁：《瓜圃述異·辜博士》，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24輯，34頁。席間辜鴻銘“既自占首座，左右顧，滔滔不絕，眾不得參一語，皆相視而笑”。）該會聲稱發起動機之一，是鑒於近來學術團體“或偏於學，或偏於藝，或重純粹的研究，或重實際的運動，不是標準太高，就是限製過嚴”，欲救此弊，應當“一麵注重純粹的探討，一麵又努力實際的進行，不但要砥礪彼此的人格，而且要改造四周的環境”。而其目的，是要改變“中國興學以來，數十年的光陰，大半花掉在‘保存國粹’和‘販賣洋貨’兩種工作上麵”的狀況，“努力脫離過渡的時期，趕上創造的領域去”（《東方學會緣起及草章》，載上海《民國日報·覺悟》，1923年6月26日。）。
關於東方學會，或認為發端於尉禮賢，原想聯合中德雙方共同創辦，宗旨為溝通東西方，特別注重將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科學聯係起來，因此計劃設倫理宗教部和科學部，尉氏是參與其事的唯一一位外國人，也是負責具體工作的聯絡人。（參見SalomeWilhem，RichardWilhem-DergeistigeMittlerzwischenChinaundEuropa，EugenDiederichsVerlag，DuesseldorfKoeln，1956，轉自《德國的漢學研究》，41～42頁。該書稱這一組織為“東方學社”。）但該會與日本不無淵源關係。是年6月，日本中東協會會長宮川一貫來華，與鄭孝胥等討論中國排日甚烈，勢必發生戰爭，希望“與中國學者、商人暗中聯絡，使戰後易於修好”，並勸鄭赴日一遊。鄭為其謀劃平息排日風潮的辦法，其親信大七隨即訪日。不久，日本對支文化事業部的岡部長景又來晤談中日文化聯合事，鄭主張“先設報館，集中日學者，揭孔孟之道，因以闡揚舊學，始熱”。所以鄭孝胥接到東方學會簡章，即推測“必西京之狩野、內藤以大七遊日事告知羅叔蘊，故有此響應之舉”（《鄭孝胥日記》，第4冊，1951～1959頁。）。
中日學術協會的發起與日本東方文化事業的關係更為直接，簡直就是後者的派生物。該會成立於1923年10月14日，起因為北京大學校方召集任教於北大文科的留日出身的教授，如陳百年、張鳳舉、馬裕藻、周作人、沈兼士、朱希祖以及在京都大學進修過的沈尹默等，商議日本對華文化事業。是年3月13日，周作人、張鳳舉前往日本公使館找吉田參事官晤談。剛好這時日本國學院大學教授田邊尚雄、京都大學教授今西龍、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澤村專太郎等人相繼來北大講學或研究，與北大教授常有交流應酬，顯示了北大在中日學術交流中作為國立首席大學的重要地位。
9月，北大諸人與擔任北洋政府軍事顧問的著名“支那通”阪西利八郎中將及土肥原少佐相識，商議組織中日學術協會。中方以張鳳舉為幹事，日方以阪西利八郎為幹事，規定每月開常會一次。其實日方成員均非學者，其目的也不在於學術，而是鑒於北洋政府無望，想爭取與國民黨有淵源者搭橋過渡，以便與新政權接洽，將來談判時保留日俄戰爭所取得的權利。所以阪西利八郎在成立會上說：“我們怎麼配說學術二字，但是招牌卻不得不這樣掛。”（《苦茶——周作人回想錄》，333～336頁，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5。）在此名義下，北京大學與日本教育視察團團長湯原、服部宇之吉及對支文化部的朝岡健等人多次會談文化事業。可惜日方醉翁之意不在酒，後來因形勢發生變化，對北大失去興趣，該會活動維持了約一年時間，無形停頓，碩果僅存的隻有由日方出資、北大出人合辦的天津中日學院。（參見《周作人日記》中冊，300～4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