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中國學者赴日本遊曆來往多選擇水陸不同途徑，陸路經朝鮮，可順便參觀交流。1930年楊樹達等人途經漢城，即參觀總督府的博物館、朝鮮王宮、科學館、京城帝國大學，並與京城帝國大學教授藤塚鄰、辛島曉等交流學業。（參見《積微翁回憶錄》，46～47頁。）如果說古代朝鮮在傳播中國文化方麵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那麼隨著近代東亞政治格局的改變，其作用更多地表現為學術交流的通道。
第五節 魏建功與金九經
1927年4月，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聘請魏建功為講師，教授中國語上下級。（參見《京城帝國大學學報》，第2、14號（1928年5月5日）。）魏先後就讀於北京大學預科俄文班和國文係，畢業後進入國學門讀研究生，治語言學。早期在整理國故中相當活躍，尚在本科生期間，就參與了整理清代內閣檔案和《一切經音義》的工作，以後又在國學門編輯專門書目中負責方言書目部分，參加國學門的整理檔案會、方言調查會、歌謠研究會、風俗調查會等學術組織的活動，關於歌謠、古音、古史研究等發表了不少著述，如《古陰陽入三聲考》、《戴東原年譜》（載《國學季刊》，第2卷第2、3號）、《吳歌聲韻類》、《到底怎麼樣》、《新史料與舊心理》（載《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第1、3、15、16期），同時又是新文學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後長期任教於北京大學，一度擔任《國學季刊》編輯主任，20世紀50年代擔任過副校長。他在京城帝國大學任教一年餘，其間以《僑韓瑣談》為題，撰寫了大量觀感雜記，寄回中國發表，從這些重要信息中，可見這一時期中國知識人對韓日中關係的觀念態度。
魏建功關注的問題主要在兩方麵，其一，朝鮮亡國的原因和中國應當吸取的教訓，其二，中韓關係的狀況與未來。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鼓動參與者，魏建功對朝鮮亡國原因的探討，很自然地與中朝文化交流史相聯係。在韓期間，他閱讀史籍，考察遺物，認識逐漸深入。到漢城之初，他便閱讀了樸趾源的《熱河日記》，從其中第一種《渡江錄·小序》獲得兩種印象，“1.朝鮮人的篤舊安素；2.無抵抗者的悲歌當哭。”“從第一點看來，我很替我們自家擔憂；這種自取滅亡之道實在可怕，並非朝鮮人單獨如此，黃帝子孫皆稟賦幾分被壓迫的根性也！第二點，可憐之外，總該還有幾分可敬，至少可以算是在‘撒種’，不過往往像小孩子們‘打你不過，唾你或罵你兩下’的‘撒嬌’似的意味；雖是無抵抗者的無可奈何，終覺是一件怯懦無勇的衰弱病，阿Q的‘總算被兒子打了’的精神亦複在神明華胄的生命裏存著呢！”（《僑韓瑣談·崇禎後三庚子》，載《語絲》，第131期（1927年5月14日）。）
以後他進一步觀察體驗，覺得“朝鮮人的思想與生活幾於是整個的儒教化”（《僑韓瑣談·杭——蒿》，載《語絲》，第139期（1927年7月9日）。），不像中國摻雜佛道，“這些‘東國’道學先生的令人氣悶實在不是國內的‘道學先生’可比得上的”。影響朝鮮民族近代史最大的兩個中國人，“思想方麵是‘朱夫子（熹）’，生活方麵是‘朱天子（元璋）’”。他從朝鮮知識人所著《朝鮮佛教通史》附錄的宗教小說《放牛歌》中讀到作者假托發揮的感歎：“頭外則朱天子之網巾束縛之，腦中則朱夫子之網巾束縛之；有此內外之束縛，人無以為活也！”“在這兩個重要關係下，朝鮮思想史上的大反動，他們積極要離開中國而獨立自主，那實在是有很大的需要和價值。所以明白兩朱子與朝鮮的影響，就自然了悟朝鮮之所以有二十多年前的獨立自主的事實，乃是一件當然的必然的結果。我們更可以明白，今日朝鮮的所由來，豈偶然哉！”（《僑韓瑣談·兩朱子》，載《語絲》，第141期（1927年7月23日）。）
與舊士人的天朝意識不同，魏建功聲稱雖然“總想看一點‘大國’化育群小的‘恩澤’究竟是什麼”，但“所覺到的都不是些‘嘉惠’於別人家的，而反以為處處隻見得人家受了我們的累！”這種反躬自責最後還是落到對本民族地位前途的思考，“我常以為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衰落，都不是憑空的。那過於古老的文明雖然足以誇炫於人，卻也就是直趨衰落的根由。凡事死守著‘故舊’，大都在全個的大生命將委敗而無力支持，和已經僵死而竭力掙紮的意味中。這其中往往有些不關痛癢的，或是心懷叵測的‘異類’來‘越俎代庖’的提倡。用時行國中的名詞說，那就是‘文化侵略’——我以為‘思想麻痹’尤為切當”（《僑韓瑣談·考試官梁啟超》，載《語絲》，第156期（1927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