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個人身份和所處環境的限製，魏建功不能公開指責批評日本的殖民侵略，但朝鮮民族的境遇與中國前途的危難令其感同身受，行文中不時流露出譴責意向。因職業關係，他常與日本人一起交遊談話，每當後者談及妓生或朝鮮的任何一切，“總覺他們有一種特別玩忽的態度。我心下卻一般嘔氣，凡是不能自己掙氣的方麵所遭受的刺激，我總替這一方麵嘔氣。我更替一切玩忽的人，和一切迷戀的人可怕。迷戀的可怕還沒玩忽的可怕可怕。”他認為：“大約人與人間的感情是在互相尊重的原則上來的，最好說是相互平等的觀念發生出來的。”友人告以凡是日本到各國去的人，都喜歡他們各自到過的國家的人，而到過日本的各國人，卻並不很歡迎日本人。魏認為這至少是一部分玩忽別人的日本人的影響。他既痛恨玩忽別人的日本人，更痛恨無時無地不被玩忽，同時又無事無物不加迷戀的感情遲鈍的中國人和載厚負重的朝鮮人。（參見《僑韓瑣談·麻將和妓生》，載《語絲》，第139期（1927年7月9日）。）
甲午戰敗以後，在朝鮮的中朝人關係可以說相當惡化，彼此利益衝突，成見甚深，糾紛不斷。當時每天到朝鮮的中國人約有千餘，在朝鮮人的心目中，生活較苦的是可以任由搓捏的勞動者，生活較優的是金玉其表敗絮其中的浪蕩男女，其餘則是“錢錐子”的奸商。而在魏建功看來，“朝鮮人除了那些‘不逞’的，其餘都算‘太逞’了。他們有悠久的附庸的曆史地位，再加上新近的厚重的負載，所以大部分變成好貪小惠的習氣。奴隸得到一絲一毫的好處便比什麼都要高興，感激涕零的頌念他主人的恩惠；他因此也很喜歡做別人的主人，大概是想著他的奴隸可以如他對主人一般的恭順馴伏於他。”中國僑民在朝鮮受欺負，朝鮮僑民同樣在中國受欺壓，消極的中韓人民感情上的愛惡，是人類畛域的不幸，經濟利益的衝突並非精神上愛惡的全部根據，“目前事實中華韓人民感情上的相惡，以及理想中華韓人民精神上的相愛，恰是‘共榮共存’的‘東亞主義’之表麵與裏麵”（《僑韓瑣談·華韓之間的愛惡》，載《語絲》，第142期（1927年7月30日）。）。這實際上包含著對日本殖民政策及其欺騙性的譴責和揭露。
魏建功在中國學術界交友極多，滯韓期間，他與魯迅、顧頡剛等人通信，向中國學者報告朝鮮的學風，“擬喚起國人注意朝鮮文化”。魏受科學主義影響，重漢學而輕宋學，又為新文化之風鼓動，厭讀儒教言論，對於朝鮮六百年思想唯朱熹之學獨霸的局麵不以為然，對於史學材料則十分重視。他認為“朝鮮半島文化本為模仿中國者，往在國中以為荒僻無足觀者，及來此間乃知其為東洋史學極重要之地，國人對此素來隔膜，弟頗有感慨。初到此間，起意研究朝鮮史”，尤其注意朝鮮黨爭問題，認為“此當是朝鮮最重要之曆史也”。雖因一部分已為日本學者整理有緒，其他則簡直遍地都是材料，收集不易，無從下手，仍然提醒國內同行注意：“朝鮮著作，在思想方麵無所可取，在曆史方麵必有極重要之價值，可以參證國中漢（今日已發掘之古物）唐宋元明史實之不足也。”
為此，他在教書研究之餘，主要做了三件事：一、受北平圖書館袁同禮之托，以該館調查員名義收購朝鮮史學書籍，並著手編輯《朝鮮書籍誌》，“取其《藝文考》（《文獻備考》中）及所得舊抄本、《東國藝文略》與大學圖書館所藏各重要圖書館（總督府李王職、京城府）實在書目較錄，並略述鮮書版本種類”。二、注意到“朝鮮之語言如日本與中國之關係，而其發音較日本尤為明白可考”，欲下心研究“年來盤旋於胸中之古聲韻問題”，並“擬就日鮮兩國人發音特別情形編寫一書，自發音以至文藝讀物，一反他人之為到中國吸收利益而隻學說話的積弊”。三、代為收集梁山伯故事等源自中國的朝鮮民俗傳說，並進行翻譯，以推動國內方興未艾的民俗研究。（參見《學術通訊：魏建功——顧頡剛》，載《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曆史學研究所周刊》，第2集第21期（1928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