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以留學為名的浪人和間諜，除通過日常生活學習會話外，他們實際上並不學習任何書本知識，而是四處遊曆，調查地理地形、風俗人情、軍事設施及軍隊編製。如1883年來華的田島藏之助，十餘年間攜帶少量藥品雜貨，各處漫遊，據稱18省中隻有廣西、雲南兩省足跡未到。1884年來華的外務省官費生中西正樹，在學期間即擅自離開北京，用一年時間遊曆華北、華中、西北、西南7省。後來幹脆加入荒尾精的漢口樂善堂。同年轉為外務省留學生的橫田三郎於1889年還前往蒙古旅行，據稱為日本人首次踏足該地。他們無視中國政府的法律以及中日之間的條約規定，常常身著中國服裝（因中國各地方言多歧，而中日人士外形相同，難以區別，1871年中日訂立的《修好條約》第11條，應李鴻章要求，禁止日本人在華著中裝。），利用各地的各種反清勢力，千方百計挑起事端。一旦中日之間發生衝突，則立即投身軍旅，或任向導，或為參謀，或幹諜報。
二是學習漢語時文以及有關專業知識，以便於就業工作，外務省及公司銀行留學生多屬之。陸軍參謀本部所派禦幡雅文，留學期間外務省命其赴歐洲留學，因認為有必要研究中國而不奉命，繼續在北京學習漢語。後長期任教，培養漢語人才甚多。（參見［日］葛生能久：《東亞先覺誌士記傳》下卷，134～135頁，東京，黑龍會出版部，1936。）
三是對中國文化的經史文學抱有熱忱，語言學習之外，喜歡結交當地的經生文士，甚至專程拜訪名師。此類人為數不多，除井上陳政，還有山崎桂、吉澤善次郎、野口多內、豐島舍鬆、森井國雄、宮島大八等。他們或進入當地的義塾書院，或投入名師門下，如山崎桂在北京先從多位滿漢人士學習，又進入梁家園義塾研修文學，豐島舍鬆入上海正蒙書院，宮島大八、野口多內入保定蓮池書院。吉澤善次郎拜俞樾為師學漢文，野口多內師事吳汝綸，豐島舍鬆師事院長張煥綸，森井國雄則先後在滬京津等地向宋恕、葉瀚、汪康年、張錫鑾、賈景仁等問學，研究經史諸子百家、曆代製度及晚近文學。宮島大八師事張廉卿，7年間張先後長保定蓮池書院、武昌江漢書院、襄陽鹿門書院，又轉赴西安，宮島一直緊隨不舍。（參見《對支回顧錄》下卷，705頁。）豐島舍鬆之父為金澤藩碩儒，他由與中國士林交往甚廣的岡千仞介紹，從學於張煥綸。張不僅生活上予以優待照顧，還時與口筆交談，以慰孤寂。當時豐島舍鬆年輕氣盛，每每毫無顧忌地指摘中國不振的原因，攻擊孔孟之道，張則諄諄教誨，不厭其煩。如豐島舍鬆以中國少年文弱為儒教經典之過，張答以非孔聖經書之罪，乃奉行之中國人之罪。兩人筆談關於清朝緣起、中日關係、東西異同等事，頗可見當時中日兩國人士的態度差異：
生曰：敝邦相傳，貴國朝廷，出於我源義經之裔。義經係於清和源氏，貴朝國號基於此。
師曰：此說為奇異。然敝邦始祖說亦窈渺，有謂自天女降生者，此蓋附會。古來符瑞之說，與貴國說上世者同然。鄙意本朝起於和林，當是金裔耳。其始甚微，不過一匹夫耳。因有雄略，為眾所推，漸為部落之長，辟地日廣，遂成雄圖。
生曰：敝邦與貴國，交通最久，彼此往來，不必論何裔誰係也。我兩國人種既同，書亦同文。總之，敝邦與貴國為兄弟國矣。
師曰：左氏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今日歐洲之人，真非我族類也。然以情理浹之，亦正無異。故孔說得最好雲：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真聖人之言也。左氏之說，反覺不大。
生曰：真然。但西人其心不易測，是以難輒親。
師曰：西人雖惡之，而不能不服之。何也？他實有足以勝我之道也。特我東方，人心散漫，須有一大學識而兼有大權力者，登高一呼，萬山皆應，使天下聾者瞽者，精神一振。此願不知何日可慰。
生曰：聽高論，佩服曷勝。愚意若貴國有其人挽回國政而遠駕西人，則我東方諸國何必愧服西人，必將遂於近。敝邦朝廷亦銳意謀治，他日果駕西人，則貴國之於敝邦亦當如此矣。我兩國素唇齒之輔也。
師曰：敝邦與貴國為唇齒，此就今日言之耳。今日外侮甚多，不得不輯和家庭以禦之。然兩國朝廷舉動，尚未坦白冰心，鄙人深切憂之。今幸交岡先生及諸兄所說皆與鄙意相同，莫大幸事。他日我輩或有尺寸之柄，願各勿忘今日之言。
生曰：我朝廷素有善鄰之意，特派生等留學於貴國者，亦欲使交貴國大家名士，以通兩國之意，固兩國之好也。（《續對支回顧錄》下卷，259～260頁。）
可惜後來事態並未如此發展。每當中日之間發生衝突，特別是像甲午戰爭那樣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因所謂中國通的人數不足，各類留華學生多被征召擔任翻譯，所起作用絕非有利於鞏固和平。培育過日本留學生的保定蓮池書院，先在八國聯軍時遭受嚴重破壞，經修複，再毀於日本侵華戰爭。不過，也不能因此就把這一時期的所有留華學生都認做間諜，尤其是後一種類型，成為20世紀“學問留學生”的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