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日關係，在反侵略與侵略的總體對抗中，的確存在不同發展趨向的變數。在日本逐步推行大陸政策的大背景下，留華學生無論類型如何，甚至包括求學問者，也不能不受此製約。其考察研究活動成就不俗，使日本的中國研究很快發展為當時國際漢學界的重心之一，同時又往往成為日本政府甚至軍方了解和認識中國的依據，服務於所謂“日支提攜”、“東亞共榮”的國策。但是，其中一些人通過留學親身感受到中國文化與民性的優長，或由熱愛曆史與自然風光而對中國滋生由衷的感情。狩野直喜聲稱恨不能生在中國，對一般人認為不好之處也流露出眷戀之情，是一種極端的體現。（參見《狩野直喜氏支那文學史解說》，見《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3卷，595頁。據說狩野直喜曾在東京的教授歡迎會上講，想起夜赴寒山寺，有人在船上解溲，很有意思，令在座的人大吃一驚。雖知道狩野直喜喜歡中國，可沒想到竟到這種程度。見《先學を語る：狩野直喜博士》，載《東方學》，第42輯（1971年8月）。）中國學者訪問京都，必然前往狩野直喜住宅，這時狩野直喜往往更換中裝出來見客，以示鄭重和禮敬。（參見《積微翁回憶錄》，47頁。）倉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等人以成為中國人為留學目的，不僅在華期間“全盤華化”，歸國後也繼續著中裝，講漢語。更重要的是在學問與生活兩方麵領悟了中國人的價值觀。
中日兩國雖有“同文同種”之稱，學術見解卻相去甚遠。而且中國學者一般不將對人物著述的評議訴諸筆墨，隻有在口耳相傳中才能了解和領悟彼此的區別。這對欲按照中國當代學術方法治中國文史的京都學派尤為重要。加藤常賢、宇野精一等人在旅費用完時，無須任何憑據就得到古書肆的借款，感到無信不立並非抽象概念，而是維係中國社會的重要支柱，因而尊敬中國人，認為中國人偉大。（參見《學問の思い出：加藤常賢博士を圍んで》，載《東方學》，第39輯。）平岡武夫在易縣考察時，適逢盧溝橋事變，身陷戰線中方一側卻得到當地巡警的保護得以生還，他本人和曾經去易縣考察過的武內義雄都歎為奇跡。戰爭期間，平岡武夫還收到顧頡剛從昆明輾轉寄來親筆書寫的條幅。（參見［日］平岡武夫：《顧頡剛先生》，載《東方學》，第62輯（1981年7月）；《訪古碑記》，見《武內義雄全集》，第10卷，188頁。）而鬆崎鶴雄、鹽穀溫不僅學習知識，也接受禮儀文化的熏陶。鹽穀溫初入師門，見同門楊樹達入見葉德輝時以手擊頭出聲，以示叩頭，驚於中國禮儀之盛。鬆崎鶴雄後來對葉師事勤謹，他長期在華，廣交中國學者，日本戰敗後也不願歸國，“被敦迫就道”。臨別致函陳垣、鄧之誠等人，“追念多年高誼，依依不忍去”（《陳垣來往書信集》，226、385頁。）。這種熱愛中國的感情在當時日本普遍蔑視中國的情況下，雖不足以阻止日本的侵華行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卻轉化為推進中日民間交流的重要動力，在增進中日友好方麵發揮了積極作用。美國學者任達（DouglasR.Reynolds）所著《黃金十年與新政革命》，對清末中日關係重新估價，雖不無創見，但過於看重政府間的行為，失之籠統。其實，研究兩次戰爭之間的中日關係，積極因素主要還在於民間。而學問的留華學生顯然是其中的重要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