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令桑原騭藏不滿的，是梁接下來斥責日本“坊間之‘東洋史’、‘支那史’等書，累累充架，率皆鹵莽蔑裂，不值一盼。而現今我國學校通用之國史教科書，乃率皆裨販譯之以充數，真國民莫大之恥也”。對於當時在國際學術界評價甚高的日本中國學這樣簡單地一筆抹殺，與實際情形剛好相反，而不僅是武斷。桑原騭藏將20年前在《東籍月旦》中稱讚日本東洋史研究的梁啟超與現在作一對比，驚訝其變化之大，懷疑政治上由親日轉為排日的梁氏，在學問上也排斥日本。他指出梁啟超並不了解日本學術界的實情，舉日本關於唐宋中外貿易研究的深入等事，說明其因忽略日本學術界的研究成果而導致的失誤，奉勸梁氏以後須留意日本學界的進展。
護國戰爭前後，梁啟超的對日態度確有一百八十度逆轉，是否影響及於學術見解，有待詳究。而桑原騭藏的批評顯然對梁啟超產生了衝擊作用，後來再版《中國曆史研究法》時，即刪除了對日本學術界的偏頗指摘。1922年9月他作《大乘起信論考證》，從《宗粹》、《佛書研究》、《宗教界》、《佛教學》、《哲學雜誌》等刊物及專書上“搜而遍讀”鬆本文三郎、望月信亨、村上專精、常盤大定、羽溪了諦等人的著述，凡數十萬言，並以這一佛學界的空前大發明“乃讓諸彼都人士，是知治學須方法，不然則熟視無睹”。還由此“一段公案，未嚐不驚歎彼都學者用力之勤，而深覺此種方法若能應用之以整理《全藏》，則其中可以新發見之殖民地蓋不知凡幾”（《大乘起信論考證序》，見《飲冰室專集》，第7冊，35～38頁。梁啟超的學術著述稱引日文書較多者，隻有此文以及《論中國成文法編製之沿革得失》，而後文所及多為明治及大正初年出版物。）。
梁啟超治佛學，多本日文《八宗綱要》、《佛宗綱領》等書，而罕有注出。有人說他絕不征引日本學者的著作，“看不起是一種原因，讀不懂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梁容若：《梁任公先生印象記》，見《追憶梁啟超》，345頁。）。這次雖然自稱開始隻想輯譯日本學者的成說介紹於中國學界，既而參考各書，往往別有發明，才重行組織，不異新構，仍未一一標明出處。但能於序言中詳細說明所本，在梁啟超已是異例。梁氏私人藏書中有日文書300餘部，其中關於佛教者三分居一。（參見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102頁，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
1923年4月，他應《清華周刊》之請，憑記憶開列《國學入門書要目》並略述其讀法，於“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一欄中也特意列出稻葉岩吉的《清朝全史》，認為尚可讀。揣度其意，當是間接回應桑原騭藏的批評，既有所改正，又借以辯解。不過，與20年前相較，梁啟超對日本學術界的認識的確大為退步，尤其與後者日新月異的發展以及同時代中國學者的了解程度相比，反差更為明顯。稻葉岩吉的著作初版於1914年，此後日本中國學界佳作迭出，早已不是這部10年前的舊著所能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