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萃一郎、桑原騭藏等人的批評似乎為日本學術界的梁啟超學術觀定下基調，後來人看其著述，往往有正誤糾謬的先入之見。1927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編輯的《國學論叢》發刊，倉石武四郎在《支那學》第4卷第3號（1927年10月）予以評介。在日本學者看來，當時北京的國學研究有三個中心，即北大、師大和清華。創刊於1924年的《清華學報》上發表過不少重要的研究報告，引起重視。1925年開辦清華國學研究院，聘請王國維、梁啟超等知名學者為導師，更加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國學論叢》為該院正式刊物，由梁啟超主編，自然為域外同好所矚目。創刊號所載，主要是畢業生（其中多為梁啟超的弟子）的精選論文和王國維、梁啟超兩位導師的文章。倉石武四郎對陸侃如、吳其昌、衛聚賢、陳守實、謝國楨等學生的論文評價甚高，認為搜材取舍綿密精富，且有分析結論，西式漢學研究風格明顯。卻唯獨對卷首梁先生的《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頗有微詞，懷疑梁以通俗演講聊以應付，聲稱僅此一點總覺得應當加以整頓才是。1938年小長穀達吉將《中國曆史研究法》譯成日文，於序言中雖然稱梁啟超作為政治家和學者在近代中國都是第一流，仍指出此書對日本和歐美東洋研究的意見陳舊而偏頗，特別是完全不提日本的東洋學及其學者的貢獻。（參見梁啟超著，小長穀達吉譯：《支那曆史研究法》，1～11頁，東京，改造社，1938。）
第三節 角逐東方文化事業
梁啟超自民元歸國後，即少談日籍，也不大與日本學者交往，在中日兩國學術界聯係日益密切的當時顯得有些怪異，不過，作為文化學術界的名流，畢竟不能完全置身於風氣之外。他時常參與各種交際應酬活動，不免與日本學者對麵，還要接待個別來訪者。他見過短期來華的田中萃一郎，更與長期在華從事文化學術活動的今關壽麿、橋川時雄等人有所接觸。今關壽麿自1918年到北京主持三井公司下設的研究室，負責調查中國國情，每年遊曆大江南北，結交各界名人，尤其注重與文化學術界廣結善緣。經柏原文太郎介紹，他與梁啟超相識。（參見《學問の思い出——今關天彭先生を圍んで》，載《東方學》，第33輯（1967年1月）。）1922年在所撰關於中國學術界狀況分析的小冊子中，將梁啟超的研究係視為北方新學的一派，後來又於所著《近代支那の學藝》一書中，對梁啟超作了正麵的積極評介。（參見《近代支那の學藝》，25、120～124頁。是書寫作時，梁尚在世。）
橋川時雄來華二十餘年，先入《順天時報》社，後在東方文化事業總會，“與中國學者交遊之廣，堪稱現代第一人”（［日］長瀨誠：《日本之現代中國學界展望（下）》，載《華文大阪每日》，第2卷第8期（1939年）。）。“凡故都耆宿，新學英流，靡不傾身延接，氣誼殷拳”。後來編寫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取近代人士凡學問文章才藝技能有名於時者都四千六百人，人為之傳”（傅增湘：《〈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序》。），其中不少為其親接。橋川時雄號稱研究陶淵明的第一人，這方麵與梁啟超有共同興趣，他寫過《滿洲文學著述考》，還翻譯了梁的《清代學術概論》（參見《學問の思い出——橋川時雄先生を圍んで》，載《東方學》，第35輯（1968年1月）。），表麵似有緣分，實際上並不投緣。1924年2月底，橋川時雄在林長民家見過梁啟超後，對吳虞道：“梁任公為人隨波逐浪，表麵清淡，內容獵利，其學亦甚雜。”（《吳虞日記》下冊，165頁。）不過，橋川時雄本人在日本占領北京期間積極從事所謂文化事業，旁觀者似不無微詞。（參見法本義弘：《遙かに北京村を想ふ》，載《支那覺え書》，70～71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於國際形勢壓力和自身利益需要，日本朝野提議歸還庚子賠款，以舉辦文化事業。中國南北各地的教育、學術、文化界人士對此反應相當熱烈，作為其中一派代表的梁啟超也不甘人後。1923年，東京醫科大學校長入澤達吉和對支文化事業局主任岡部長景奉命來華考察，並與中國人士交換意見，遊曆南方各地後，於8月初回到北京。日本駐華公使特設宴招待中日兩國人士，梁啟超代表與會的三十餘位中方官員專家致答辭，聲稱：“吾東方文化實為世界之第一等文化，最少限度，亦為第一流文化中之一部分。故發揮光大此種文化，不僅為吾東方諸國之事，實為其世界人類之貢獻。而發揮光大之責任，則非吾東方人自負不可。”文化非一國之事，沒有國界，應當合作。日本古代受中國文化實多，當時則有可為中國師資者。他主張分思想、文獻、自然科學三部進行。鑒於中國政局紛擾，無暇顧及，日本此舉對中國、東方乃至世界均有重大貢獻。中國近年私家研究日多，頗有文藝複興之勢，得此款資助，可大見成效。（參見《梁任公在日使館之演說》，載《晨報》，1923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