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梁啟超訪問歐洲後，受西方中心主義動搖和東方文化思潮興盛的影響，轉而鼓吹東方傳統文化，基本觀念與日本中國學界主張保存東方文化遺產的主導傾向相當合拍，他曾先後提議創建中國文化學院和國學院，計劃舉辦的事業之一是編輯海外國學文編，“專譯歐美日本人研究中國學術、事業之著作”（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評傳》，204頁，北平，杏岩書屋，1934。）。雖然均未實現，卻為其進一步介入日本東方文化事業製造了輿論。
1925年中日文化委員會總會（後改稱東方文化事業總會）成立，按照對華文化事業協定，組織北平人文研究所和圖書館之事提上日程。（參見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專刊第45，113～126頁。）此事在中國各方爭奪十分激烈，其中北京大學借天時地利之便，勢在必得。早在1922年，胡適、蔣夢麟等人就擬訂計劃，企圖以國立大學名義全盤包攬（參見《胡適的日記》，395頁。），校方還授意一些留日出身的教授與日本官員合組中日學術協會，積極活動（參見《周作人日記》，《苦茶——周作人回想錄》。）。而與之競爭最力的，就是梁啟超的研究係。1924年4月王國維函告蔣汝藻：“東人所辦文化事業，彼幫友人頗欲弟為之幫助，此間大學諸人，亦希其意，推薦弟為此間研究所主任。（此說聞之日人）但弟以絕無黨派之人，與此事則可不願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諸不問。大學詢弟此事辦法意見，弟亦不複措一詞。觀北大與研究係均有包攬之意，亦互相惡，弟不欲與任何方麵有所接近。近東人談論亦知包攬之不妥，將來總是兼容辦法。兄言甚是，但任其自然進行可耳。”（《王國維全集·書信》，394頁。此函所說，已出王國維各年譜及長編均誤以為請王出任北京大學國學門研究所主任。）
北大推舉王國維出任主任，主要是想借其名以爭利，對抗聲望甚隆的研究係領袖梁啟超。後來又有鼓吹“將圖書館及人文研究所館長、所長歸校長兼理之說”，引起校外學者的普遍不滿。張星烺致函陳垣，認為：“北大黨派意見太深，秉事諸人氣量狹小，其文科中絕對不許有異己者。而其所持之新文化主義，不外白話文及男女同校而已。當其主義初創時，如屠敬山等史學專家皆以不讚同白話文而被擯外間，有知其內容者皆深不以其事為然。北大現在已幾成為政治運動專門機關，不宜再使與純學術牽混，故圖書館館長及研究所所長皆宜立於黨派之外，且人須氣量寬洪也。聞日人有派柯劭忞或梁任公充所長之說，烺意此兩人甚相宜。柯則為遺老，與世無爭，梁則無黨，且氣量寬洪，可容納異派人也。”他希望陳垣將此意見轉告日方，如公開發表，則願具名。（參見《陳垣來往書信集》，209頁。）
關於所長人選，以後實由柯劭忞以東方文化事業總會委員長身份兼任，王國維說也有所據，而梁啟超說則似無根。此事發端於1923年狩野直喜與政友會山本鵜次的談話，狩野直喜後來回憶道：“關於東方文化事業，我屢次對當局談起，除兩三位老先生外，第一希望王靜安君參加；又對中方委員說，東方文化事業要著手研究學問的話，首先必須王君參加。任何人都表示讚成。”（狩野直喜：《王靜安君を憶ふ》，見《支那學文藪》，372頁。原載1927年8月《藝文》第18年8號。《追憶王國維》收錄中譯文，但意思有所遺漏。京都學派對於東京帝國大學授予柯劭忞文學博士學位，不無微詞。）所謂兩三位老先生，狩野直喜在公開場合均未指名，但在1927年1月18日與來訪的董康談及，為李盛鐸、章炳麟、章槿、傅增湘等，並不包括梁啟超。可惜柯劭忞也不能秉公辦事，任用私人，仍為包攬。而狩野直喜心目中的各家“並無一人廁列其間”，令其大失所望，表示“如斯配置，宜乎旁觀”（《書舶庸談》，18頁。）。他屢屢公開對此表示不滿，均是為王國維抱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