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後，敦煌地區的曆史地位開始下降。隨著海路交通交流的發展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特別是遠洋航海能力的不斷加強，通過海路的貿易和政治、經濟、文化與藝術聯係加強了。這種情勢，特別是明代封閉嘉峪關以後表現得最為明顯020世紀之初，敦煌及周圍地區曆史、文化與藝術遭到了空前的劫掠，對此一問題，見諸中外文字的各種論證評說很多很多。如何公正客觀地評論這場空前的曆史、文化和藝術的大浩劫，是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態度的。作為曆史的考古學家、探險家，以及對敦煌及周圍地區曆史、文化與藝術事業認識研究的客觀推動方麵而言，我們認為，他們中的一些人的一些行為是有某種客觀貢獻的。但作為一個資產階級學者、擬或是一個帝國主義者的強盜，他們中的一些人對敦煌及周圍地區曆史、文化與藝術的破壞、損害、劫掠是空前的，也是有罪於中國曆史、文化與藝術的，同時也是有罪於世界曆史、文化與藝術的。這方麵留給我們國人的教訓也是十分深刻和慘痛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身上都充分地表現了這種學者與強盜加騙子的雙重性特點，正是這種雙重性，一方麵給敦煌及周圍地區曆史、文化與藝術的研究開創了認識研究的新天地、新方法、新思想，甚或他們中的一些人的某種敬業精神、冒險精神，也是值得我們重新認識的；另一方麵使我們認識到，對民族曆史、文化與藝術遺產、遺物、遺跡的保護，一定要建立在堅強的國家力量的基礎之上，如若國弱民衰，還談何保護曆史、文化與藝術遺產、遺物、遺跡？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無數曆史、文化與藝術珍品珍本散落於十幾個國家，在這些國家的博物館、藝術館、圖書館，有些甚至堆放於他們的地下室中，任其腐爛變質發黴，失去其昔日的永遠無法找尋的光輝，這是今天敦煌學學者們所切齒痛惜的。散落於國外民間的、國內民間的，主要是國外官方、國家的敦煌曆史、文化與藝術遺物不計其數。僅原蘇聯列寧格勒(今俄羅斯聖彼德堡)就珍藏著敦煌文獻1200餘件，相關的極其珍貴的黑城文獻9000餘件。這些都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曆史、文化與藝術財富，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曆史、文化與藝術重大貢獻的實證資料對此，我們相信，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藝術事業交往交流的不斷加強，隨著中華民族的強盛，一定會有新的進一步的轉機的。這也特別需要愛好和平、珍視友誼的各國人民的共同努力。
敦煌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鎮，它扼據玉門關、陽關，西通蔥嶺，東接河西走廊，地勢險要，成為中國古代中西交通的重要樞紐。“西出陽關”在當時意味著淒愴悲涼的離別，“生還玉門”則象征著歸於故裏幸福重聚的歡樂。
西漢時武帝促成了中西陸路交通的暢通，是人類曆史上的豐碑，為中西方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發展奠定了基礎，為敦煌莫高窟的修建創造了條件。約2世紀前後，敦煌就開始在馳譽中原的涼州文化中初露頭角，同時出現了一批能工巧匠，為此在敦焯莫高窟創建以前，敦煌就已經成為一個封建經濟與封建文化相發達的地區。我國漢晉時期傳統文化藝術，在敦煌地區早已有了極為深厚的基礎，它主導著敦煌地區佛教事業的迸一步發展，為佛教壁畫、佛教塑像的表現形式在敦煌莫高窟的出現創造了社會生活條件。
十六國時期的戰禍離亂、內煎外逼，促使人們把佛教的“眾生皆苦”、“因果業報”、“輪回轉世”當成了當時“人間苦海的聖光”在敦煌莫高窟最早的洞窟遺留中，有許多反映了人們熱切企盼“彌勒下生”的具有時代特征的題材與形式。
到隋唐時期，絲綢之路暢通無阻，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不斷擴大，在佛教文化藝術的傳播發展中，敦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莫高窟的佛教文化藝術事業也逐漸到達了自己的頂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