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時，對西域的用兵，與東、西突厥的戰爭，對吐穀渾的戰爭，與回紇(即回鶻)的爭奪，對吐蕃的戰鬥，與西夏的爭奪，都與敦煌地區發生著直接或間接的聯係，有些甚至是以敦煌作為重要基地的。因此，敦煌地區最為繁忙，是兵站、糧站，也是庸役人力的補給站，老百姓的負擔尤其沉重。他們除了耕種自己所得的均田，還要負擔各神繁苛的徭役賦稅，有些農民被迫拋棄業田，背井離鄉，逃亡到甘州、瓜州、肅州等地去當雇傭，境遇艱難。於是唐王朝派遣括逃禦史來處理沙州逃戶的問題。《敦煌戶籍殘卷》中也登記著為數不少的當時戶口逃亡的事實，既有逃亡丁口，也有合戶逃亡的登記。現存敦煌《長安二年三月為括甘涼瓜肅所停逃戶牒》中指出當時為製止農戶外逃的辦法所有田業，官貸種子，付戶助營，逃戶若歸，苗稼見在，課役具免，複得田苗。”這對於穩定人心、鼓勵耕殖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隨著土地兼並的加劇，田主出現，正是這些田主等私人和封建國家，殘酷地壓榨利勒索農民，搞得許多農民家破人亡。敦煌和吐魯番發的文件中，除出現許多租佃契約，還有大量的賣地契、賣牛契、雇工契、便麥契、貸生絹契、舉錢契、賣宅舍契，以至賣兒契等。
（第五節）唐代敦煌地區的商業發展與交流
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在隋朝統一全國後工商業發展的基礎上，唐朝的手工業和商業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作為陸上中西的交通總樞紐的敦煌，同時又是唐代著名的國際貿易市場，對促進陸上中西交通交流，豐富中原人民生活，傳播中華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貢。
唐時紡織練染業非常發達，為滿足貴族宮廷和中西貿易的需要，當時絲織品的品種花式很多，爭奇鬥妍，琳琅滿目。就續、錦而言，唐政府禁止織造的就有大張錦、軟瑞錦、透背及大澗錦、竭鑿六破以上錦、上行高麗白錦、半臂錦和雜色錦等，綾有獨窠文綾、四尺幅及獨窠吳綾、獨窠司馬綾、兩窠細綾、瑞綾、白編綾等，還有許多小文字綾、錦。而綾綿的花式更多，有盤龍、對鳳、麒麟、獅子、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以及許多織造差樣文字。近代敦煌莫高窟、敦煌地區及敦煌附近地區、吐魯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都發現了大量織造技術精湛、品種花式繁多的唐代絲織物。在敦煌莫高窟發現的大約開元(公元713-741年）間廢置的大批殘幡，殘幡大部分由絞纈絹和蠟纈絹製成，其中寶相花蠟纈絹和聯珠對禽紋絹，比吐魯番發現的還要精工。而僅在吐魯番出土的絲織品，經過整理作為綿、綺、染纈標本的，就近50件之多。
唐代絲綢練染業的發展，為陸上中西交通重鎮敦煌商業的發展準備了條件。當時的沙州，每天有早、中、晚三次集市，交易活躍，買賣興隆。各地出產的美麗絲綢，清香的茶葉，精製的陶瓷器具，首先在此進行帶有批發性質的交易，然後再轉運西方各地。而西域各國出產的金玉珠寶、奇禽異獸及各種畜產品，也在這裏進行交易，然後再轉運銷售中原及全國各地。敦煌遺書《王梵誌詩》描寫敦煌當時商鋪興生市郭兒，從頭市內坐”，“行行皆有鋪，鋪裏有雜貨”。可見當時的沙州市場上的繁榮興旺的情況。在絲綢之路玉門關、陽關的東西兩邊大道上，各國各地使臣、將士、商賈、僧侶等，往來不絕，相望於道。因此，唐代敦煌莫高窟壁畫中出現了許多西域使者和胡商及僧侶的生動形象。有些是牽著滿載貨物的駝隊，跋涉於廣闊無際的荒漠中；有些是趕著毛驢馬匹，馱著絲綢絹匹，奔走於高崖深穀中。這些來往的商賈，有深目高鼻、虯髯卷發、頭戴白氈高帽、身穿圓領長袍、腳登烏皮鞋的波斯商人；也有濃眉大眼、高鼻多髭、身披袈裟的西域梵僧。他們或為了政治利益，或為了經濟利益，或為了文化的交流傳播，萬裏迢迢彙集於敦煌，再進一步走出去，或者走回去，去進一步傳播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為人類的文明奔走勞碌。
唐王朝對外貿易經以敦煌為樞紐的西北陸路，由西域通往西亞、歐洲各國，通過聞名於世的“絲綢之路”，大量的絲織物和工藝品傳至國外。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墓葬中發現的《高昌縣上安西都護府牒》文中提到，在弓月城《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寧附近）一次可取絹2巧匹。玄奘西行取經時，高昌王鉍文泰送與“綾及絹等五百匹充法師往還二十年所用之資”，“又以綾絹五百匹獻葉護可汗”。足見當時由此輸到西方的絲綢之多，真無愧於“絲綢之路”之號，這也是唐王朝前期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敦煌自然也就進入了對外交往的黃金時代，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文物中《沙州圖經》祥瑞條記述：當時屬沙州所管轄的石城鎮，就有康國人奏事的條文，說明此地曾居住著大批的康國商人。另外還有記述：當時沙州西北有一所“興湖泊”，也是胡商僑居的地方。《敦煌廿詠》中有《安城短詠》詩，從中可知當時在沙州城附近有一土城，是波斯的安息人和中亞安國僑民的居住地，故稱安城。城內建有祆教的神廟，來往祭祀的西域商旅和敦煌百姓眾多，教事興盛，場麵熱烈，有“朝夕酒如澠”的形容。當時玄奘經敦煌西行取經時，曾有“同侶商旅商胡數十”人同行，印度無畏三藏到唐朝來，也是和“商旅同次”，足見中外商旅往來的頻繁，說明敦這個國際貿易市場，對內對外商業發展的繁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