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0章 隋唐時期敦煌文化藝術(1)(1 / 3)

(第一節)隋朝時的敦煌次化

一、佛教興盛

隋文帝“雅好符瑞”,大力提倡佛教,對敦煌地區佛教事業在隋代的發展推波助瀾。他認為:佛能“生養萬物,利益兆人”。為此,尊佛教為國教,加強同西域各地的經濟文化聯係,以建立較為鞏固的西北後方基地,穩定其政治統治。

開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隋文帝楊堅下詔曰佛法深妙,道教虛融,降大慈,濟度群品……故而建廟立祀,以時恭敬,敢有毀壞及偷盜佛及天尊者,以不道論。沙門壞佛像,道士壞天尊者,以惡逆論。”以封建的王權,用封建的法律命令來保護佛教造像,提倡佛教事業這在中國古代曆史上還是比較少見的,自然極大地推動和促進了當時佛教及其相關文化事業的發展。

仁壽年間(公元601-604年),隋文帝又派遣中使至瓜州崇教寺(即敦煌莫高窟)建舍利塔,以推動佛教事業的進一步興盛。正因為封建統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提倡.隋代時敦煌莫高窟的開窟造像出現了超越前代、規模空前的記錄。在隋王朝立國的37年中,敦煌莫高窟竟留下所開鑿洞窟94個,平均每年完成兩個半以上,而且有些洞窟規模十分宏大,絕非一兩年能夠完成。可見當時敦煌莫高窟各族人民開窟造像、繪製壁畫、傳誦佛教經典的轟轟烈烈的場麵以及各國各地僧徒相互交流學習的文化大融合情景。

敦煌地區在隋文帝時期的二十多年間和隋煬帝楊廣大業初期,是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時期,正所謂“區宇晏加,人殷物阜”,奠定了佛教及其它文化藝術事業發展繁榮的基礎。同時,保存於隋代敦煌莫高窟的雕塑、繪畫藝術品,有相當一部分直接反映了當時社會生產生活、政治、經濟、文化事業的現實,為研究敦煌曆史乃至當時隋王朝的曆史,特別是怫教及相關文化發展史提供了真實、生動而豐富的資料。隋代敦煌佛教、文化藝術事業的進一步發展,為唐王朝敦煌佛教、文化藝術事業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裴矩的《西域圖記》

隋王朝時,隨著當時經濟的發展,中外交通交流也大大地前進了一步。地理學,特別是地圖的繪製,已有了較為科學的方法。

隋煬帝時,為了發展西域的商路交通,派內侍郎裴矩駐於張掖,往來於武威、張掖、敦煌間,主持西域各民族和西方各國間的相互聯係、貿易及交通等事宜。裴矩在敦煌等地搜集了西域境內以及中亞、西亞各國山川險阻、風俗人情、服章物產等資料,“丹青模寫,為《西域圖記》,共成三卷,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這是一部有丹青繪像、有地圖、有記述的相當完整的地理學著作。

特別是裴矩在《西域圖記》序言中,記載了以敦煌為總出發點,到地中海東岸的三條大道,敦煌是由內地到西域的咽喉,而伊吾(今新疆哈密)、高昌、鄯善則分別為三條大道的起點。經由三條大道可到西海,再達波斯(今伊朗)、拂蒜(古代羅馬帝國)等西亞、歐洲各國,這就是中外國際大通道,曆史上著名的“絲綢之路”。這是我國地理學著述中,對“絲綢之路”走向的最早、最係統的論述。

裴矩對西域、中亞、西亞的研究和他的《西域圖記》,是對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貢獻,對我國古代進一步發展中西經濟文化交流有積極的意義。

(第二節)敦煌莫高窟隋代石窟藝術

一、教煌莫高窟隋代石窟藝術概況

隋代從王朝立國幵始,就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戰勝吐穀渾與突厥,鞏固了自己的西北邊防疆土,敦煌莫高窟進入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走向自己藝術頂峰前的興盛期。楊堅、楊廣兩代佞佛,用封建法律與皇權的手段弘揚佛教,並對河西、西域用兵頻繁,促進了石窟寺建造的不斷興盛。隋代敦煌莫高窟藝術,在原有的漢晉傳統結合外來影響所形成的地方風格的基礎上,麵臨中原文化藝術與西域文化藝術兩種風格的熏染,從多方麵不斷融合、取舍、探索,準備著一個新的文化藝術繁榮時期的到來。莫高窟除去後代鑿窟毀去的殘龕,現存隋代三十七年間開鑿的洞窟七十餘個:第56、59、62、63、64、206、253、255、262、266、274、276、277、278、279、280、284、292、293、295、302、303、304、305、311、312、313、314、315、316、317、388、393、394、396、397、398、401、402、403、404405、406、407、410、411、412、413、414、416、117、418、419、420、421、422、423、424、425、426、427、430、433、434、436、451、453、455和485窟。

隋承周製,敦煌莫高窟藝術在開皇九年(公元別9年)以前,帶有濃厚的北朝風格,還屬於北朝佛教藝術的範疇。無論是人物造型、內容布局、窟形、色彩和裝飾紋樣的運用,都與北周洞窟藝術風格接近。開皇九年(公元589年),隋滅陳,南北統一的政治局麵開始形成,在文化藝術上開始走向其極盛的時期。這一時期,絲綢之路空前通暢,海西三道總湊於敦煌。政治使節、遠征士卒、商旅隊伍、僧者伎樂東來西去,一派興盛繁榮景象。敦煌玉門關、陽關之外,無盡的瀚海與沙漠,不測的旅途艱險,自然激發人們離別敦煌前向石窟寺布施、祈求平安、鼓舞勇氣的感情需求,為敦煌莫高窟文化藝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出現了質量和數量上都超越前代的空前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