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值得提出的是，從一般的意義上來說此過程與彼過程具有同等的地位。它們不是包含被包含、從屬被從屬的關係。但是它們彼此聯係、相互影響，有的具有直接的聯係，有的具有間接聯係；有的是緊密聯係，有的是鬆散聯係。因此，在中華民族過程的研究中，隻有認識此過程與彼過程的區別與聯係，才能正確地判斷事物，達到由此及彼的認識；此過程與彼過程又是相對的，都是在一定條件下的區別。在一個確定的條件下我們不能把總過程與具體過程稱之為此過程與彼過程。而這一點正是人們正確理解中華民族“多元”與“一體”的一個關鍵點。為什麼有的人認為“多元是指民族來源是多元的，各地區也發展不平衡，文化、習俗、語言、宗教等方麵也呈現多元的特點；一體是不管來源如何，經濟、文化、習俗、語言宗教等方麵有何差異，都認同為一個民族。如果是這樣，中華民族的多元是指當代中國的56個兄弟民族，但中華民族還沒有形成為一個民族，不能稱為一體。如果是指祖國的統一不可分裂，中華各民族都要為祖國的完全統一而奮鬥，大陸上各民族都要支持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道路，那麼，改為中華各民族的多元一體、中國各民族的多元一體或中華各民族的多元一統就比較好懂一些，也確切一些；說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一體是指什麼？難理解。”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既沒有弄清楚中華民族此過程與中國各民族彼過程的區別和聯係，也沒有弄清楚在一個確定的條件下我們不能把總過程與具體過程、母過程與子過程稱之為此過程與彼過程，這正是一個矛盾之處。但是，任何過程都是有實際內容的，矛盾構成過程的實際內容，矛盾的對立性和同一性是事物表現為過程的主要動力和根本原因。過程又總是矛盾的發展狀態和外在表現，它所遵循的道路總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發展趨勢總是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到高級的無限過程。如果從中華民族過程與中國各民族過程辯證統一的關係上既看到彼此之間的區別，又看到彼此之間的聯係，上述所言的不好懂、不理解不是比較容易化解了嗎？
其四，更重要的是從過程論來看，“一體”是高度統一的整體。哲學人類學認為“一體”的基本特點是“成分高度分化，不是同類個體的集合，成分是不能獨立於整體而存在的部分；各部門有不同的職能，彼此嚴格分工並相互協作；總體上形成統一的功能，作為一個統一整體而存在，整體與各部分不是同層次和同性質的事物，而是更高級的存在。人類組合最終形成的一體化形態，也應該具備上述特征，否則就不能說實現了一體化。”這就告訴我們中華民族與中國各民族雖是不同層次，但卻是同性質的人們共同體，兩者最大的區別就是中華民族與中國各民族相比，中華民族是比中國各民族“更高級的存在”。而從上述哲學人類學所述“一體是高度統一的整體”的觀點出發，我們在研究和把握中華民族過程時，絕對不能把中華民族的形成當作中華民族過程的終結，而應看作中華民族過程又一個過程的開始，也就是中華民族過程螺旋式上升的新開端，這樣就把“一體”與“一體化”區別了開來。說實在的有人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的不好懂、不理解在認識論上把“一體”與“一體化”混淆了起來。所以我們現在講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的“一體”，正是指中華民族中，中國各民族“成分高度分化”，各民族之間的邊界還存在；而“一體化”指的是“成分是不能獨立於整體而存在的部分”，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少數民族之間也互相離不開。顯然，當人們正確地區分了“一體”與“一體化”之後，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的不好懂、不理解也是也冰釋了嗎？
其五，從進化的角度看，“進化”也是一個過程，是事物生命史的一種文化表達。德國胚胎學家貝爾曾提出過任何生物的發育都是一個定向的結構分化過程。這個觀點被社會哲學家斯賓塞借用，概括為“從鬆散的均質結構到粘結在一起的異質結構。”這個比達爾文還要早兩年，於1857年提出進化思想的斯賓塞當時有一種猜想，即“這樣一種發育原理或許不僅規定了活的生物如何由它們的細胞組成，而且也規定了社會如何由其他成員組成，意識如何由許多意識元素組成，乃至整個宇宙如何由那些基本的物質成分組成。”由此推之，中華民族即使隻作為一個自在的人們共同體，其本身的起源、形成、演變和發展就是一個人們共同體的生命過程。這個過程中，就是“從鬆散的均質結構”的“多元”，發展形成為“粘結在一起的異質結構”的“一體”的過程。如果對中華民族的“粘結在一起的異質結構”不好理解，那麼以漢族的案例來解讀就很容易明白了。漢族這樣一個有13億人口的人們共同體，內部族群結構複雜，方言又繁多，風俗習慣東南西北也大相徑庭，但卻高度地認同，是一個典型的“粘結在一起的異質結構”。這異質結構的漢族卻是“從鬆散的均質結構”的“多元”，經曆了幾千年的滾雪球過程，才形成發展成“粘結在一起的異質結構”的“一體”。從漢族再轉向中華民族，曆史不是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