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結構是多樣的。當下來說，中華民族的結構即可分為56個民族或族群單位，又可分為漢族與少數民族的二元結構。前者的常識性不用多說，但對後者學術界對中國社會城鄉二元結構是熟悉的，而對民族關係的二元結構卻往往視而不見。關凱在他的《族群政治》一書中明確提出了中國民族關係二元結構論，在“中國經驗”一章中說：“中國目前由國家認定的有56個民族……占人口絕大多數是主體民族——漢族。在民族人口結構上，中國社會呈現出一種二元結構，即漢族與少數民族區分構成兩個對立的單元”。這種結構的多樣性，用英國結構論思想家安東尼·吉登斯的話說就是“結構的二重性”。
再如結構是有差異的。這就是說某一個事物結構的各元素之間並不是有同質性，而大多存在差異性。正因為如此，組成某一事物內部結構之間才會形成互補關係，從而使這一事物完整而豐滿起來。中華民族內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差異，以及少數民族之間的差異的存在正是中華民族文化多樣性的源泉。
從上所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內涵本質的這種結構性特征，正是體現“結構性原則”的一個範例。
二、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過程論是理解多元一體論的關鍵
論到學者們對多元一體論內涵本質是結構論的共識這裏，人們不禁要問，那為什麼一些學者對多元一體論還有那麼多的不理解和質疑呢？究其原因，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費先生在論述多元一體論時，基本上是從整體論的角度對中華民族的結構所作的靜態的宏觀把握，這就容易使一些人從動態的把握上造成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的不理解，甚至提出質疑。
而要使人們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的不理解化解，質疑消除，還必須使多元一體理論內涵理解的關鍵突顯出來。那麼，什麼是多元一體理論內涵理解的關鍵呢？那就是要從互動整合論的角度對中華民族的過程作動態的宏觀把握。這樣，人們對多元一體論的一些不理解和質疑才有可能迎刃而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才有可能得到補充、完善和發展。
在德國社會學家、形式結構主義論者齊美爾看來，“社會結構中存在永恒的互動”。既然在社會結構中有互動，就會有變遷；有變遷，就會有整合，如比不斷地互動、變遷、整合，從而在中華民族形成史上呈現出螺旋形上升的發展過程，這就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的過程論。
對於過程論費先生在建構多元一體理論時並沒有忽視，他對多元一體理論的立論，基本上是通過對中國曆史的洞察完成的。他認為，從考古學的證據來看，多元的起，新石器文化多元的交融和彙集，一直到秦滅六國，統一天下，中華民族凝聚核心漢族的出現，實現了地區性的多元統一。然後是中原地區民族大混雜、大融合，在北方民族不斷給漢族輸入新的血液的同時，漢族同樣充實了其他民族，並向南擴展；中國西部的民族也發生了流動，從而建構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細讀之後，人們不難發現費先生對多元一體理論過程論的論證和分析僅是粗線條的勾勒，如果把中華民族史作為曆史田野進行考察，那麼，費先生的曆史敘述隻是一種“淺描”，缺乏對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互動、整合過程宏觀的理論把握`，以及對曆史空間和時間的“深描”。
何謂過程？《現代漢語詞典》稱：過程是事情進行或事物發展所經過的程序。過程論的學術定義則是“事物的有限存在和無限發展在時間、空間和條件上的辯證統一，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誌和發展的必然聯係的體現”。事實上，在哲學人類學的視野中，宇宙間一切具體事物，都有其起源、形成、演變和和發展的曆史，都不是永恒的，因此都毫無例外地表現為過程；整個世界就是一個過程的集合體，即總的係統過程；在這個過程的集合體中，各個似乎穩定的事物及其在我們頭腦中的反映，都處在生成、互動和不斷變遷的過程中；各個具體事物的過程又都是整個物質世界的無限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或一個部分。因此，事物起源、形成、演變和發展的曆史，就是該事物相對完整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