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舞是西域少數民族的舞蹈，其特點是急驟強烈的跳動旋轉。據向達先生研究，健舞中今確知出於西域的有胡騰舞、胡旋舞、柘枝舞三種。[6](P64)對此三種胡舞，唐代詩人作詩記述者甚多。關於柘枝舞，據唐詩考之，柘枝舞的特點有三：一為以鼓聲為節，鼓聲之擊起舞，故白居易《柘枝妓》詩曰：“平鋪一合錦筵開，連擊三聲畫鼓催。”二為重目部表情，即劉禹錫《觀舞柘枝》詩所雲：“曲盡回身去，曾波猶注人。”三為曲終須半袒其衣，所以薛能《柘枝詞》說：“急破催搖曳，羅衫半脫肩。”關於胡旋舞，段安節在《樂府雜錄·俳優》中又說：“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於一小圓毯子上舞，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於毯子上，其妙如此也。”白居易所寫《胡旋女》詩雲：“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飄轉蓬舞，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天已時。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
還有唐初的宮廷舞——一七德舞，據《新唐書·禮樂誌》記載：唐太宗李世民為秦王時，征伐四方，軍中流傳《秦王破陣樂》曲。627年李世民即位當了皇帝，命呂才製音律，魏徽等作歌辭，貞觀七年(633年)又親製《破陣舞圖》，命呂才依圖教樂工128人被甲執戟，來往疾徐擊刺而舞，並有樂隊合奏，歌聲伴唱。其音樂就是在漢族清商樂的基礎上吸收龜茲樂而作成的。而以《霓裳羽衣曲》為曲的盛唐舞蹈——一霓裳羽衣舞，則可以說是唐朝漢舞與胡舞融彙的結晶，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對此舞作了詳細的描述，看後確實叫人歎為觀止。可見唐舞是漢舞與胡舞整合的結晶。
總之，禪宗、唐詩、唐樂、唐舞、敦煌、音韻學、唐風等都是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互動過程中第二次大整合的結晶。
(五)宋遼夏金時期的整合互動
宋遼夏金時期，在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的整合互動中，漢族的經濟和文化對少數民族不斷產生了吸引力和影響力。以西夏為例，早在唐末宋初，即有接受了漢民族經濟和文化的“熟戶”出現。西夏建國後，“素鮮耕稼，專以畜牧為生”，“畜牧甲天下”。的黨項族也逐漸發展了農業和手工業，由畜牧業逐漸轉向農業。如陝西橫山地區，是黨項族遷至陝北後的主要聚居區，已是“延袤千裏，多馬宜稼”。再如《番漢合時堂中珠》中載有犁、鏵、子耬、鑲、鋤、炊、鍬，以及碌碡、刻叉、車、碾、碓、榿等，與原西北地區的農具大致相類，所以在西夏領域內，包括以走廊著稱的今敦煌、酒泉、張掖、武威等地在內的河西隴右地區，不僅是有名的牧區，盛產良馬，同時也有相當發達的農業，“民物富庶，與中州不殊”。在經濟起決定作用的同時，漢族的文化對黨項族也產生重要的影響，這除了表現於西夏統治者大力提倡和宣揚在唐代已完全漢化了的佛教外，還集中表現於西夏統治者對漢民族傳統的儒家文化的積極采用上，元昊以來使用新製西夏文字翻譯漢文古籍，流傳至今的就有：《論語》、《孟子》、《孝經》、《貞觀政要》等等，不勝枚舉。依據漢文古籍編譯成書的則更多，現存的有：《文海》、《文海雜類》、《五音切韻》等等。為了吸取漢民族先進的文化，西夏統治者經常向宋王朝請求各種經、史書籍，如《九經》、《唐書》、《冊府元龜》等巨著。於是在黨項族中出現了像儒學淵深的斡道衝，詩才超妙的漢王仁忠，編修西夏實錄的焦景顏、王金，編纂《番漢合時掌中珠》的骨勒茂才等善於汲取漢民族文化的代表人物。
此外，宋遼夏金時期，在民族整合互動中，作為一股曆史潮流，漢化就成了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因此，遼、夏、金都先後出現過北魏孝文帝式的人物，順應曆史潮流，推行漢化政策。如作為治國的經典，提倡漢化了的佛教，不僅使封建製確立，也有力地推進了契丹族的漢化。在金朝，海陵王是女真族的孝文帝。他豪不遜色於孝文帝的魄力和措施，把都城從上京合寧府遷到燕京，同時把太祖、太宗的棺木也從上京遷到燕京大房山新建的“山陵”安葬和祭祀；又下令拆毀上京的舊宮殿和女真各大族的住宅，平作耕地，表明了漢化的決心。後來他又廢除南北選製，統一了選取漢官的科舉製，章宗繼承海陵王的事業，成了金皇帝中漢文化最高的一人。他規定各地對漢民族先祖帝王伏羲、神農、軒轅、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周文王、武王等要三年一祭，並在京師設女真國子學，諸路設女真府號，教授經書科舉以經書為標準。
總之，從五代十國到宋遼夏金這364年的曆史中，中華民族在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進程中又前進了一大步。
(六)元明清時期的整合互動
元明清時期的整合互動全麵而深刻，包括了政治體製的整合、懷柔政策的整合、經濟交流的整合、宗教管理的整合等4個方麵。因篇幅關係僅以政治體製和宗教管理兩個方麵的整合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