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為什麼會從多元走向一體？除了文化基因的作用外，政冶因素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一、向心力：邊疆與中央政治關係的關鍵所在
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的政治因素，主要體現在中央對邊疆有沒有向心力？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當今世界上除了個別微型小國以外，一般都有中央與地方兩級或多級地方政府。因此，無論是實行中央集權製，還是實行地方分權製，都存在一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問題。這種關係既要保證中央政府有能力平衡地區發展、維護社會穩定和國家統一，又要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事權，以保證地方政府具有引導地區經濟、文化增長的動力。這種中央與地方的政治關係，涉及到一個國家結構的形式以及中央與地方權限的劃分，從根本上關係到一個國家的治亂、安危，甚至盛衰、興亡。而對於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來說，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還包含了民族關係在內。所以，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往往是民族關係的重要表現和反映，打一個比喻來說，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民族關係的晴雨表。
在中國，這個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的國家，無論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處於中央的統治地位，由於上述曆史底蘊和文化內蘊的作用，在表現為邊疆與中央的關係中，往往表現出邊疆對中央的向心力。
所謂向心力，本來是物理學上的一個名詞，專指使物體沿著圓周或其他曲線運動的力，跟速度的方向垂直，向著圓心。筆者借用物理學的這個名詞來說明在中國表現中央與地方關係一個重要方麵的民族關係中，邊疆的少數民族對中央政府有一種“向著圓心”的向心力。在中國，一部上下五千年的中國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既是一部處理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發展史，又是一部處理邊疆少數民族與中央政權關係的發展史。簡言之，邊疆對中央的向心力是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的政治因素。這種政治因素往往轉化成政治基礎。
二、透視：邊疆對中央向心力的文化圖像
在中國曆史上，邊疆對中央的向心力的表現，有許多文化圖像，但主要有內附冊封、入朝納貢、請婚和親三種。
1．內附冊封向心力的文化圖像
內附冊封是曆史上各民族的地方政權派遣侍子或使者向中央政權表示臣屬，並被冊封，以明確其地方政權首領的政治身份的一種重要形式。
以新疆為例，漢代西域地方政權派遣侍子入漢廷作“質子”表示對中央漢王朝的臣屬始於樓蘭，即元封三年（前108）“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漢書·西域傳上》）此後大宛、危須、於闐、尉犁、扜彌、莎車、鄯善、車師、焉耆、烏孫、疏勒等先後送子入侍漢廷。由於在漢廷的西域侍子眾多，故東漢永建二年（127）“諸侯、王、公主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於、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京都。（《後漢書·孝靈皇帝紀上》）
三國之時，曹魏黃初元年（220）平定了漢末割據甘肅河西的地方勢力，西域鄯善、龜茲、於闐等國派人到洛陽要求接受曹魏政權的管轄。於是曹魏沿襲東漢舊製，黃初三年（222）封車師後部王，壹多雜為“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後鄯善、焉耆、龜茲、疏勒等地首領也先後被曹魏冊封為王。太和三年（229）大月氏王波調被曹魏政府封為“親魏大月氏王”。隋初，鐵勒、思結、伏利具、渾、斜薩、阿拔、仆骨等部，不堪忍受突厥貴族的殘酷統治，“請來降附”。（《隋書·長孫晟傳》）到隋煬帝時，西域各地方首領繼續紛紛臣屬於隋朝。大業中，西域“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固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北史·西域傳》）大業五年（６０９）夏，隋煬帝巡視河西走廊時，高昌王麴伯雅、伊吾王吐屯設、焉耆王龍突騎支、龜茲王白蘇尼咥、疏勒王阿彌厥、於闐王尉遲氏，以及康國、石國、史國等西域27國首領、使者和商人前往朝謁。之後，高昌王麴伯雅還隨隋煬帝到京師。
唐王朝時，貞觀六年（６３２）遊牧於熱海（今伊塞克湖）附近的西突厥契芯部，在首領契芯何力率領下臣屬於唐。貞觀七年（633），西突厥肆葉護可汗在內亂中走死中亞，其侄泥孰被擁立為咄陸可汗。泥孰之父在唐初曾到過長安，與李世民結為兄弟，交往甚密。泥孰嗣位後，“遣使詣闕請降”（《舊唐書·突厥傳下》）。所謂“請降”，即是表示進一步的臣服。唐太宗“遣鴻臚少卿劉善因至其國，冊授（泥孰）為吞阿婁撥奚利必邲咄陸可汗”。（《舊唐書·突厥傳下》）自此之後，西突厥如有重大事情，均向唐朝“表奏”，並聽命受詔。新可汗即位，須得唐廷“冊授”，方為合法。如貞觀八年（634），咄陸可汗泥孰死，弟同娥設繼。次年唐太宗“遣中郎將桑孝彥領左右胄曹韋弘機往安撫之，仍冊立（同娥設為）咥利失可汗”（《舊唐書·西戎·焉耆傳》）。貞觀九年（635），占有西突厥領地的東突厥首領阿史那杜爾亦效法契芯何力，率眾東遷，臣屬於唐。與此同時，高昌麴文泰、焉耆王龍突騎支、龜茲王白蘇伐疊、疏勒王裴阿靡支、於闐王尉遲居密，以及康國王、安國王、石國王等，先後遣使或親到唐朝，表示臣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