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懷傷感，絕不是一個人的固有私情。”（《達夫自選集·序文》）在鬱達夫小說中，作者總是把主人公所處的境況、遭遇及理想的破滅歸咎於社會的壓迫。如《南遷》中的“伊人”，追求“名譽、金錢、愛情”，但又不願趨炎附勢，三大理想終於被社會現實所粉碎，最終墮落下去，憤世嫉俗，縱情酗酒……“伊人”的所謂“三大理想”，雖然是個人主義的企求，但和那種不擇手段、壓迫剝削多數人以求得自己幸福的享樂主義是不完全相同的，它實際上是想求得個性解放，取得個人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和愛情自由，這在“五四”時期不能不說是一種合理的要求，具有反封建的進步意義。《離散之前》使我們看到了前期創造社幾個誌同道合共同創辦文學刊物的知識分子，在當時上海出版商的壓榨和剝削下，理想事業的破滅而被迫離散的情形；《血淚》中的主人公留學歸來後，找不到職業，最後隻得賣文以苟活，“東奔西走，為饑寒所驅使，竟成了一個販賣知識的商人”。再如《茫茫夜》、《秋柳》、《街燈》、《寒宵》等，是寫在無聊生活的窒息之下，混跡於煙花世界的知識分子精神上的空虛和寂寞，以致做了一係列荒唐的事。不過，無論怎樣鬱達夫絕不屬於道德敗壞、下流無恥之徒，他和《沉淪》中的“他”一樣，始終在“向善的焦躁與貪惡的苦悶”這對矛盾的漩渦中掙紮。
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鬱達夫小說多是作家的“自敘傳”，盡管在一些細節的描寫上作者采取的是現實主義的手法，有時甚至是自然主義手法，但主觀抒情在他的小說中始終是非常突出的。他的作品充滿著感傷情調，再現的不是人物的活動史，而主要是“心史”，正是這波動的情緒構成了小說的內在節奏，以此去撥動讀者的心弦，讀後使人黯然神傷。這種手法一直持續到他30年代初寫的某些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是，鬱達夫小說在表現青年的“時代病”時，往往同時表現祖國的貧病，可以說後者是因，前者是果，小說中主人公的命運是和祖國的命運緊密相聯的。
二、性的苦悶與變態的色情描寫
鬱達夫小說常常涉及性的苦悶與變態的色情描寫，這是鬱達夫小說創作中的另一個特點。他筆下人物的怯懦、卑微的種種思想舉止，幾乎都與性欲發生關係，這種現象比較複雜，前麵提到的“頹廢作家”、“色情主義者”的批評，以及把這一類描寫完全當作“色情”的糟粕全盤加以否定，也正是由此而來的。關於色情描寫，我們不能隻從生理學的角度去想這一問題，而應該從社會學的角度去進行考察。人不同於動物，他生活在一定的社會之中，受著各種社會關係的製約，因此，他的一切心理及其活動都帶有社會性，“性”的心理和活動也不能例外。特別是“性”的變態心理和不正常的活動，更是曲折地反映了具有社會性的人的處境。鬱達夫之所以在他的小說中，特別是早期的作品中熱衷於描寫這一“性”的病態的心理，就是為了從一個側麵來反映社會存在的問題。
“五四”前後，中國社會的腐敗使廣大青年感到難以忍耐的壓抑，而他們感受最深的，就是愛情生活上的種種禁錮。和18世紀的法國相比，舊中國的封建道德禮教對青年男女的愛情自由做了更多的限製。隻要我們想一想魯迅在《肥皂》中對四銘等人的刻畫，就不難想象當時社會在性愛方麵的虛偽到了何種程度。因此，性的苦悶已成為一種時代的苦悶，它折磨、扭曲著廣大青年的思想。理想愛情的不可得，難免產生了嫖妓、宿娼、性變態等種種醜惡。揭示出這種醜惡，不僅是對幾千年封建傳統和虛偽道德的抗議，也表達了對個性解放和美好愛情的向往和期待。認真研究一下鬱達夫作品，就不難發現，其中主人公的苦悶與其說是由於性欲得不到滿足而產生變態，不如說是由現實社會的壓迫才去尋求變態的性的滿足。如在《茫茫夜》中，我們看到了在政法學校任教的於質夫，因為正直善良、不願諂媚上司，免不了在社會上處處碰壁。他感到現實是如此腐惡，所見盡是“傷心的種子”，到處都“同癩病院的空氣一樣，漸漸地使人腐爛下去”。在外界巨大的壓力下，他悲愁難遣，因而企圖用病態的性的滿足來麻醉自己。小說寫他像餓犬一樣在街上找女人，最後到了一家小小的賣香煙的洋貨店裏，向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女人騙來了一根用熟的針和一條婦人們用過的舊手帕。當於質夫得到這兩件東西以後，作者是這樣描寫他的：
幽幽的回到房裏，閂上了房門，他馬上把騙來的那用舊的針和手帕從懷中取了出來。在桌前椅子上坐下，他就把那兩件寶物掩在自家的口鼻上，深深地聞了一回香氣……取了鏡子，把他自家的癡態看了一忽，他覺得這用舊的針子，還沒有用得適當。呆呆的對鏡子看了一二分鍾，他就狠命的把針子向頰上刺了一針……對著了鏡子裏的麵上的血珠，看看手帕上的猩紅的血跡，聞聞那舊手帕和針子的香味，想想那手帕的主人公的態度，他覺得一種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遍了。
這種畸形心理的描寫，讀來令人窒息。作者就是這樣大膽地深刻地表現了一個苦悶青年變態的、色情的追求。在《秋柳》中也寫到於質夫對軍閥鎮壓學潮非常不滿，“隻覺得一種悲憤，無處可以發泄”，主人公在“無聊之極”中，便去尋找妓女海棠……
任何色情描寫都有它的消極性，鬱達夫小說也不例外，對於作品中那些不健康的、病態的性的描寫，在當時肯定會給讀者帶來某些消極的影響，使一些意誌薄弱的青年感到自卑和絕望。但是，我們絕不能因此就否定這種病態的性的描寫，因為鬱達夫寫病態，並非展覽病態，而是把性的苦悶作為一個社會問題、作為“時代病”的一種症狀而提出來的，作者將作品中的人物與自己對於那個畸形的病態社會所發出的控訴有機地聯係在了一起，加重了小說那種灰冷、陰暗、悲觀、絕望的調子，加深了它們的頹廢色彩，從而使這種控訴更為沉重、更為深沉，以致變為對舊社會的詛咒，用此來震撼人們的靈魂，在作品那灰色黯淡的後麵，使我們看到了叛逆的火光。
再則，鬱達夫寫性的苦悶，並不像當時“禮拜六”派或張資平的某些戀愛小說那樣，專門以女人的曲線、豐臀挑逗人，以猥褻淫蕩的肉的氣息腐蝕人，而是去努力刻畫那種由於對現實不滿以及失望而又苦悶得失去了一切人間平衡的人，才送他們去酗酒、醉色、自虐、自憐，描寫了他們那種變態的對色情的追求。進了妓院大門之後，作者筆下的主人公並不是一個死滅良心的玩世不恭的嫖客，卻反而為這個鶯燕之巢帶進了一種愛和慈憐的氣氛，猶如救世主一般，給妓女們以人間的溫暖。而鬱達夫筆下的妓女也絕不是性的工具：那魯鈍、忠厚而不善獻媚的海棠，天真、純潔而無邪思的碧桃，麵部蒼黃、憔悴、堪為人憐的翠雲，等等，哪裏能讓人感到有半點淫穢之感呢？當於質夫跨進這妓院時，在內心也往往進行著苦鬥，而當他在純潔的青年的麵前時，又幾乎要向他們懺悔，往往自責到殘酷的程度：
啊啊，你們若知道了我的內容，若知道了我的下流的性癖，怕大家都要來打我殺我呢！我是違反道德的叛逆者，我是戴假麵的知識階級，我是著衣冠的禽獸！
作品中這些深刻的描寫，反證了社會的不義與罪惡，它很容易激起讀者對黑暗社會的憤慨。
另外，鬱達夫小說中色情描寫的積極因素還在於它對虛偽了幾千年的封建舊道德的自覺地挑釁，是基於對封建道德虛偽腐朽性的認識，是對封建主義勢力的一種反抗。老朽得發了黴的封建社會，雖然充滿了無恥、荒淫以至逆倫的烏煙瘴氣，但舊道德的戒律卻要求你在外表上虛偽地掛上道貌岸然的假道學先生的麵紗。而鬱達夫他在思想上及作品中那種大膽地、坦誠地自我暴露，卻破壞了這個偽善的封建囹圄。他筆下的於質夫狂熱地控訴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