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是自“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發展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著名小說家。在他所寫的近50部中短篇小說中，作者以敏銳的觸角、獨特的筆法，給我們展現了一個以“自我”為中心，以社會為經緯的“自我”的內心世界和當時社會的人生內容。表現“自我”的這一類小說，主要是以作家的自我經曆為題材，描寫了被壓迫的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及苦悶與彷徨的心態，在平凡的生活基調中，寫出了對社會的不滿、對祖國命運的關懷、對未來前途的探索；反映當時社會人生的這一類小說，偏重於描寫被壓迫的勞動者或普通平民的苦難生活，讚揚在黑暗社會中掙紮的人物的人性美。
鬱達夫的小說創作，呈現出明顯的前後期分野：
前期小說，主要指1922年鬱達夫回國之前創作的小說，它是以在日本留學的中國留學生為題材的。此時正是作者自我浪漫的抒情時期，作品以“自敘傳”為主，有著強烈的主觀情感世界、感傷憂鬱的抒情筆調、浪漫主義的特色以及鮮明獨特的現代色彩。其內容表現了流寓異邦的青年的苦悶、憂鬱和愛國懷鄉之情。藝術形象塑造的特點是：把人物心理活動作為藝術表現的中心，著力描繪人物內心世界的波動及情緒的變遷、更替，作者追求的是人物內心的真實、心境與情緒的坦誠表現。尤其是對人物的性心理，作者進行了大膽的露骨的描寫，它往往是主人公備受壓抑、精神苦悶、尋求宣泄或刺激的表現，而那些狎妓、通奸甚至亂倫的描寫，也是用以揭示主人公在現實的矛盾與壓迫中顯現的複雜人性，它暴露了畸形社會的腐朽與罪惡。但由於接受者審美心理結構的差異，尤其是畸形的、殘缺的民族審美心理結構積澱的存在（也因作品本身的一些原因），使得鬱達夫小說在很長時間內受到了相當程度的責難，同時又被那些正視人性或被他的作品引起共鳴的人所接受，這種接受，又使得鬱達夫小說獲得了極大的成功。
後期小說以1927年的《過去》與1928年的《過年》為轉折標誌，是作者力圖擴展生活容量、竭力描繪時代風貌的“寫實”時期（1922年～1926年，為中間過渡時期，是以作者回國之後的生活為題材，這段時期仍然具有前期小說的明顯特征，不過較前期已有了較大的發展和突破）。從藝術表現上看，作者不是呆板地把自己局限於一種創作方法之內，而是從更充分地反映現實生活這一目的出發，側重於“我”以外的其他人物的塑造，表現出對藝術方法的大膽的探求：恬淡的意緒、蕭疏的心態，外化為優美的詩的境界，流瀉出古澹閑遠的藝術情趣。可以看出，作者此時已由早期的直抒胸臆、大膽地自我暴露、任意地宣泄主觀情懷，轉而變為細致地描繪生活現象，把主觀激情隱含在對生活的真切描繪中，而顯得蘊藉深沉，不再是“一瀉無餘”，而是更趨於情景交融的意境化表現。即使有的作品側重於精雕細刻地描寫生活真實（現實主義的因素在加強），但在其流暢、瀟灑的筆墨裏，依然湧動著感情的潮水，洋溢著濃厚的浪漫氣息。
1921年10月，鬱達夫的第一部（也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小說集《沉淪》的出版，在舊中國那枯槁的社會裏，曾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它的作者鬱達夫先生，因此而同詩集《女神》的作者郭沫若一樣，蜚聲文壇，贏得了當時廣大青年讀者很高的讚譽。此後，在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鬱達夫又寫下了40多部中、短篇小說，其中不少篇章都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它對於“五四”以來新文學的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對於這樣的一個作家及其文學作品，過去卻很少有人研究，後來雖有研究，卻表現得縮手縮腳，理解得並不徹底，故而有些文學史論著以及一些文學評論家們，不切實際地拿革命作家和現實主義這兩把尺子去要求他，把複雜的文藝現象過於簡單化了，說鬱達夫小說的基調是感傷的、頹廢的，表現了沒落階級的思想，帶有濃厚的“世紀末情緒”，甚至將其打入“頹廢主義者”和“色情主義者”的冷宮。如此的評價，對鬱達夫先生來說是極為不公正的。關於鬱達夫小說創作到底有何時代意義？他的藝術經驗有哪些可取之處？很值得我們深入地去研究。下麵，筆者不惴淺陋，對鬱達夫小說中的基調，試作一番探討。
一、關於濃重的感傷情緒
“凡讀過鬱達夫作品的，誰都知道，他是一個感傷極重的作者。”濃重的感傷情緒，幾乎貫串著他的全部創作。探其緣由，這是有它的社會根源的，隻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正確理解他作品中所表現的情緒的實質。
鬱達夫開始小說創作的時候，中國正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況中，勞苦大眾正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兩座大山壓得喘不過氣來，整個中國，正像魯迅所形容的，是一個“黑漆的染缸”，是一間“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鐵屋子”。當時的中國工人階級還沒有成為自覺的領導革命的力量，雖然在國內已經醞釀著革命的風暴，但是遠在國外的鬱達夫是沒有能夠迅速感受到的。在他的印象中，祖國是可愛的，但又是可怨的；是富饒的，但又是衰弱的。而且，他在日本，更直接地受到了帝國主義的歧視和迫害，更深切地感到由於祖國的軟弱所帶給他的割心的絞痛。1922年，他懷著極大的希望回國了，可是迎接他的是一個變亂的時勢，他得不到溫暖與安慰，他的生活之路，坎坷而曲折，曆盡了艱辛，恰似一個“感傷的行旅”。如他在《自述詩·序》中寫道：
春風秋雨，感逝水於流年；檀板金尊，憶繁華於昨夢。自來海外，屢見霜飛；檢點平生，不無淚落。況托生箕口，飄零有王右掾之悲；作客江亭，流落感韋中郎之遇。遼東隻鶴，棲近鷦鷯；光範三書，曲終流水。
這段話語說明了鬱達夫寫小說的最初目的，不在於展現人生的悲苦，而主要是為了抒發自己的感傷，正如他後來在《懺餘集》的《懺餘獨白》中回憶自己寫作《沉淪》的心情時所說：
人生從十八九到二十餘，總是要經過一個浪漫的抒情時代的，當這時候，就是不會說話的啞鳥，尚且要放開喉嚨來歌唱，何況乎感情豐富的人類呢？我的這抒情時代，是在那荒淫殘酷，軍閥專權的島國裏過的，眼看到的故國陸沉，身受到的異鄉的屈辱，與夫所感所思，所經所曆的一切，剔括起來沒有一點不是失望，沒有一處不是憂傷……
……在感情上是一點兒也沒有勉強的影子映著的；我隻覺得不得不寫，又覺得隻能照那麼地寫，什麼技巧不技巧、詞句不詞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痛苦的時候，不得不叫一聲一樣……
可見作者當時小說中的感傷，是由於苦悶、壓抑而悲鳴出來的，是為了宣泄愁苦、抒發情感而作。對於鬱達夫小說中那濃重的感傷情調，這一點在20年代的評論界已有定論：人們承認《沉淪》集是“悲鳴”之作，《蔦蘿集》是“悲哀的結晶”，《寒灰集》是“訴苦愁、申不平的低調”，即便是《春潮》那樣寫兒童生活的小說，也含著淡淡的哀傷和童心早熟的淚。
在“五四”運動的洶湧大潮中，廣大小資產階級青年奮起打倒舊傳統，他們大都以個性解放思想為自己的精神支柱，懷著浪漫的衝動，去歌頌愛情、發揚自我、慶祝再生，建築理想中的空中樓閣。但是青年們的鬥爭大都與群眾鬥爭脫節，當“五四”運動的高潮過去以後，黑暗勢力更加猖獗，個性解放的理想沒能實現，一時又找不到反抗黑暗勢力、黑暗社會的有力武器和出路，於是苦悶、彷徨就成為一種普遍的“時代病”，鬱達夫小說中的主人公，描寫和概括的就是那個時代人物所具備的特點：多愁善感、孤獨內省、敏感自卑、憤世嫉俗而又負載著不堪忍受的感傷。他們都意識到社會的黑暗和醜惡，但又苦於性格上的懦弱，不能奮起鬥爭，而隻會消極抵抗，把對現實的不滿發泄在自己身上：要麼想用死來解脫；要麼沉湎於酒色，用放浪形骸來自我麻醉，甚至自戕；要麼像行屍走肉一樣活在世上，最後的結局——毀滅！被惡勢力所吞沒。統觀鬱達夫小說，作者為我們展現了一幕幕悲劇，塑造了一個個悲劇性人物。俗話說“悲能生憤”，但我們從鬱達夫的“悲鳴”中，聽到的不是強者的怒吼，不是“狂人”的呐喊，而是弱者的呻吟、哀怨，是絕望者的嗚咽、啜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