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認為，翻譯是一項重要的工作，而且具有較高的難度，並多次聲稱“譯書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鬱達夫所譯短篇集〉自序》）他從自己的翻譯實踐中體會到：“翻譯比創作難，而翻譯有聲有色的抒情詩，比翻譯科學書及其他的文學作品更難。”（《讀了璫生的譯詩而論及於翻譯》）因此，他認為要使譯品完美，不僅要嚴肅、認真，而且還要虛心、嚴謹。他在談自己的譯作時說：“譯的時候，自以為是很細心，很研究過的，但到了每次改訂，對照的時候，總又有一二處不妥或不對的地方被我發見；由譯者自己看起來尚且如此，當然由原作者或高明的讀者看起來，那一定錯處是要更多了！所以一個人若不虛心，完全的譯本，是無從產生的。”（《〈鬱達夫所譯短篇集〉自序》）
其實翻譯對鬱達夫來說，並不是一件難事。然而他的翻譯作風與他的治學一樣，是非常嚴謹的。讀過他的譯作的人，都知道他在譯作後往往有一段附言，除了交待譯作所依憑的版本外，還對原作者及其創作進行畫龍點睛的評述，對翻譯中的某些詞句是否妥貼，也都列出說明。可以想見，他在翻譯中不僅對原作加以認真閱讀和審察，而且還要對原作者的整個創作進行一番研究。如他翻譯法國盧梭的《一個孤獨漫步者的沉思》，是從英譯本轉譯的，但同時又參照了日本新誠和一與桓木恒太郎的兩種日譯本。又如翻譯高爾基的《托爾斯泰回憶雜記》時，因為他不懂俄文的緣故，選用了英譯本。其中在32節裏，有一句高爾基批評托爾斯泰的話，英文本的原文是：Sometimes he seems to be conceited and intolerant Iike a Volga preacher。當時國內有人把它譯為“卑汙的說教人”。鬱達夫在翻譯時並不盲從，他以為這樣的翻譯不符合原意，是把“Volga”誤作了“Vulgar”，他把這句譯為“伏爾加宣教者”。鬱達夫這種一絲不苟的嚴謹翻譯作風，深為魯迅所讚賞，魯迅曾在致鬱達夫的信中說，這回總算找到了“卑汙的說教人”的出典，實在關係非輕。
對采取直譯或重譯（指轉譯），鬱達夫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說：“大凡我們譯書，總要從著者的原書譯出來才好”（《夕陽樓日記》），“務取直接譯而不取重譯”（《〈鬱達夫所譯短篇集〉自序》）。他認為轉譯本未必都很高明，經過他人之手後，原作的風貌可能會受到影響，“難免有近視眼看匾額的瞎子之爭”。從原文翻譯當然是最為理想的，但譯者在翻譯時要受語種和譯本這兩種客觀條件的限製。因而鬱達夫在主張直接譯的同時，並不反對轉譯，不過他以為這“須在萬不得已的時候，才能用此下策”（《夕陽樓日記》）。同時他根據自己閱讀外國譯本的經驗，指出轉譯“當以德譯本為最後的憑借，因為德國人的譯本，實在比英、法、日本的譯本為更高明”（《〈鬱達夫所譯短篇集〉自序》）。我們都知道鬱達夫精通日、英、德等外文，由此我們可以理解鬱氏主張直接譯的心理，這裏麵既有自身所掌握外文水平的客觀因素，也包含著鬱氏主觀上對自己外文水平的自信。但從當時中國譯界的客觀實際來看，像鬱達夫這樣的人才的確是極為少數的，如果按照他所說的標準來要求當時的譯界，未免有標準過嚴、過高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