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著作中，特別是王觀泉的《席卷在最後的黑暗中——鬱達夫傳》，作者文筆汪洋恣肆，在不失史實的前提下，構畫出了鬱達夫的完整形象；陳子善和王自立編的《回憶鬱達夫》，搶救和保存了許多珍貴的鬱達夫資料；張恩和的《鬱達夫研究綜論》，作者不僅對鬱達夫的創作思想、作品及曆代研究進行了整體評價，同時也頗多自己的研究心得；劉久明的《鬱達夫與外國文學》，全麵而係統地考察了鬱達夫與十餘位外國作家（思想家）之間的事實聯係，揭示了鬱達夫創作中的外來影響及其所發生的變異；郭文友的《千秋飲恨——鬱達夫年譜長編》，全書凡135萬言，收集了目前所能見到的有關譜主生活和創作活動的全部傳記性資料，可以說它是迄今為止國內外最為完備的鬱達夫年譜。
另外，據筆者粗略統計，新時期至今，僅國內發表的研究鬱達夫其人其作的學術論文已達一千餘篇（數量太多，不宜列舉）。
二、研究領域的拓展
縱覽鬱達夫一生的著述，作者所涉獵的體裁極廣，有小說、散文（包括小品、遊記）、詩詞、雜文（包括政論、時評、隨筆）、自傳（包括日記、書信）、文藝理論以及譯著等，幾乎遍及文學的各個領域。早期學術界對鬱達夫的研究大多局限於鬱達夫的生平思想、創作經曆及小說作品的研究上，總體看，研究範圍較為狹窄。新時期後，隨著鬱達夫研究的逐步深入，則廣泛涉及其他一些文藝領域：
散文論（包括小品、遊記）有：朱信忠的《詩情畫意記遊程——讀〈鬱達夫遊記〉》（《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1年第1期）、溫儒敏的《略論鬱達夫的散文》（《讀書》，1982年第3期）、張夢陽的《鬱達夫散文創作漫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4年第2期）、朱正紅的《鬱達夫遊記的思想和藝術》（《華南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蔣靜楠的《江湖之憂更瀟灑——論鬱達夫及其紀遊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6年第4期）、劉崇奎的《鬱達夫散文小品略論》（《揚州大學學報》，1998年第3期）……
詩歌論有：呂洪年的《鬱達夫的記遊詩》（《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王冠軍的《論鬱達夫的舊體詩》（《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4年第4期）、黃清華的《鬱達夫〈亂離雜詩〉評注》（《徐州教育學院學報》，1993年第1期）、詹亞園和張揚的《鬱達夫詩出唐詩考》（《浙江海洋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劉茂海的《略論鬱達夫舊體詩的思想內容、藝術特色及其文學素養》（《湘潭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1期）、許鳳才的《毀家詩紀的多維詮釋——寫在鬱達夫遇難60周年之際》（《中州學刊》，2005年第3期）……
傳記論（包括日記、書信）有：許子東的《鬱達夫日記和自傳的文學意義》（《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3年第6期）、吳建華的《至情至性的真實寫照——論鬱達夫的日記文學》（《長沙電力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顧家幹的《鬱達夫致王映霞書簡》（《西湖》，1982年2月號）、汪亞明，陳順宣的《鬱達夫對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的獨特貢獻》（《浙江師大學報》，1997年第5期）……
雜文論（包括政論、時評、隨筆）有：艾以的《鬱達夫在南洋》（《抗戰文藝研究》，1984年第4期）、王自立和陳子善的《鬱達夫晚年的愛國主義精神》（《鬱達夫研究資料》，廣州花城出版社，1985年）、宋紅嶺的《鬱達夫南洋時期的政論時評》（《新聞知識》，2004年12月）、劉茂海的《從鬱達夫抗戰雜文看作者的愛國主義思想》（《寧夏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吳新化的《長天渺渺一征鴻——從抗戰政論雜文看鬱達夫及其人格精神》（《語文學刊》，2005年第1期）……
文藝觀及文藝理論有：李永壽的《鬱達夫文藝觀點瑣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2年第3輯）、閻承堯的《略論鬱達夫文藝觀的形成與發展》（《寧夏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許清友的《論鬱達夫的大眾文藝觀》（《富春江》創刊號，1986年10月）、張鈞的《鬱達夫在南洋的文藝評論》（《文藝報》，1989年9月）、羅永奕的《鬱達夫的散文理論：中國現當代散文理論之四》（《湖北師範學院學報》，1991年第2期）、王曉春的《論鬱達夫的現代戲劇思想》（《黑龍江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謝昭新的《論鬱達夫的小說理論批評》（《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
譯文論有：沈紹鏞的《試談鬱達夫的翻譯》（《杭州大學學報》，1988年第4期）、郭良的《鬱達夫的美學思想在翻譯選材上的體現》（《中國翻譯》，1988年第4期）、李鵬的《魯迅、鬱達夫翻譯觀比較論》（《魯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7期）、胡婷婷，張德讓的《內外皆宜兩全其美——從三篇愛爾蘭小說的翻譯看鬱達夫的翻譯選材動機》（《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
上述作品較為全麵、係統地考察了鬱達夫的創作，指出了各時期的風格、特征和成就，評價頗為中肯允當。至於對鬱達夫其人的研究，“更是既有對生平事跡的考證，又涉及其思想精髓和人格魅力”，這就大大拓展了鬱達夫研究的範圍，“表明鬱達夫研究在今天已進入了全方位的、多層麵展開的時期”。以往對鬱達夫舊體詩詞的探索一直是個弱項，近年來也有了突破：一些論者不但詳細地論述了“鬱詩”的藝術及其風格，還指出了“鬱詩”的淵本所出及作者舊體詩的造詣所在；鬱達夫舊體詩研究中曆來“最為棘手而困惑”的問題，是對《毀家詩紀》的讀解與評析，長期以來，一些嚴肅的學者很少問津，一方麵固然是詩中之旨撲朔迷離，難以盡悉，但究其根本是研究者不願踏進這容易惹起是非的泥淖（因當事人還健在）。而許鳳才的《毀家詩紀的多維詮釋——寫在鬱達夫遇難60周年之際》一文的發表，開啟了《毀家詩紀》研究的先河，解決了多年來鬱達夫詩詞研究中的這一難題。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人們曆來就很注重研究“五四”時期的鬱達夫，而很少去研究抗戰時在南洋的鬱達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對鬱達夫在海外7年發表的作品及其抗日救亡活動知者甚少，因而鬱達夫研究者也隻能根據現有的資料去進行研究和考證。1990年後，這個課題有了進展，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出版了鬱風編的《鬱達夫海外文集》（據統計，到1985年為止，已發現鬱達夫在南洋發表的論文有497篇，計一百多萬字）和[日]鈴木正夫的《蘇門答臘的鬱達夫——太平洋戰爭與中國作家》，這不僅為鬱達夫的海外活動提供了較為完整翔實的資料與史料，而且也“為鬱達夫‘蓋棺論定’的晚期提供了無可辯駁的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