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解放思想、拔亂反正的春風吹開了多年來中國文藝工作者的那顆被禁閉的心，喚醒了評論家們的批評主體意識，從此文化藝術事業迎來了繁榮的新時期。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首要的工作是撥亂反正，因而鬱達夫其人其作的研究隨即出現了轉機，並且很快就形成了空前的高潮。
1978年，以馮雪峰的《鬱達夫生平事略》和文潔若翻譯的《關於鬱達夫失蹤的參考資料》（《新文學史料》，1978年第1輯）首開先河，隨後便湧現了一批重在史料發掘的專論：如鬱風的《鬱達夫的出生家庭和他的少年時期》（《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5輯）、吳泰昌的《中國新文學史漫筆·鬱達夫與太陽社》（《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79年第1輯）、王自立和陳子善的《鬱達夫傳略》（《社會科學戰線叢刊》，1980年第3輯）等等。特別是有關鬱達夫流亡時期的一些史料的發表，為全麵深入地認識和研究鬱達夫提供了基礎和有力的依據。
如果說前兩個階段對鬱達夫小說研究印象式批評和綜合性評論居多（有重思想、輕藝術的弱點），那麼新時期初，一批論者重新審視鬱達夫的小說，並對其進行了全麵的分析和評價（出現了大量的小說“專題研究”，數量太多，不便一一列舉）。這段時間在他們的評論文章裏，特別加重了對鬱達夫小說藝術特點的剖析，這類研究文章有：邢鐵華的《鬱達夫論——他的小說和藝術》（阜陽師範學院中文係編：《中國現代小說家論》，1979年）、朱靖華的《一個充滿矛盾而易遭誤解的作家——略論鬱達夫》（《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1輯）、溫儒敏的《論鬱達夫的小說創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2輯）、李永壽的《鬱達夫的思想和創作述評》（《天津師範學院學報》，1980年第5期）、董易的《鬱達夫的小說創作初探》（《文學評論》，1980年第5、第6期）、張恩和的《鬱達夫小說漫議》（《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3年第2期）等；對鬱達夫小說浪漫主義特色進行探討的文章有：趙園的《鬱達夫“自我”寫真的浪漫主義小說》（《十月》，1981年第2期）、任蘇民的《試論鬱達夫小說人物塑造的浪漫主義特點》（《南京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許子東的《鬱達夫風格和現代文學中的浪漫主義》（《文學評論》，1983年第1期）等；論述鬱達夫小說抒情風格的文章有：張國禎的《鬱達夫和我國現代抒情小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1年第4輯）、朱信忠和田秉鍔的《略論鬱達夫小說的抒情風格》（《徐州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第2期）、章渡的《論鬱達夫小說的抒情特色》（《南京師範學院學報》，1983年第2期）等；對鬱達夫小說中“零餘者”係列形象進行論述的文章有：吳茂生的《浪漫主義英雄——論鬱達夫小說中的“零餘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2年第4期）、謝煒如的《論鬱達夫小說中的“零餘者”》（《廣州師範學院學報》，1983年第2期）、袁凱聲的《論鬱達夫小說中的“零餘者”》（《河南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等；對鬱達夫小說中所謂“頹廢”傾向與“色情”描寫進行論述的文章有：許子東的《關於“頹廢”傾向與“色情”描寫——鬱達夫新論之四》（《文學評論叢刊》，1983年總第17輯）、李源的《鬱達夫小說中“色情”描寫的再評價》（《貴州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唐鴻棣的《〈沉淪〉是“世紀末病態表現”說置疑》（《西北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
以上論著，多層次、多角度地對鬱達夫小說的藝術特色及思想內容進行了考察和分析，得出了客觀、中肯的結論。如朱文認為：“鬱達夫絕不是一個頹廢、厭世主義者，而相反，他是一個以描寫壓抑、消沉為表象的，內心實際充滿著追求光明、真理的積極入世者。動搖、幻滅不是他的主導，而探索、追求、進步、勝利，才是他的本質。”對鬱達夫小說中曆來有爭論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形象”，張文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他們個人的苦悶“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即便是從個人的要求出發去抨擊社會，也有著曆史的合理性，不能簡單地予以否定”。尤其是許子東和李源的文章，用辯證的方法，深入細致地分析了鬱達夫小說“頹廢”傾向和“色情”描寫產生的根源，並認為其小說中的“色情”描寫“呈現出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有較高的審美價值，“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從而糾正了長期以來評論界對這一問題的偏頗看法。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些論者除了圍繞鬱達夫小說研究發表了很多文章之外，並且在很短的時間內（1982年～1985年），僅國內就連續出版了8本研究鬱達夫的著作：有孫百剛的《鬱達夫外傳》（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2）、曾華鵬和範伯群合寫的《鬱達夫評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2）、鬱雲的《鬱達夫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張恩和的《鬱達夫小說欣賞》（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許子東的《鬱達夫新論》（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王自立和陳子善合編的兩部大型的《鬱達夫研究資料》（均分為上下兩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廣州：花城出版社，1985）、[日]小田嶽夫和稻葉昭二的《鬱達夫傳記兩種》（李平、閻正寧譯，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在這些著作中，特別是曾、範合著的《鬱達夫評傳》，吸收了不少新發現的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作者以鬱達夫的文學活動為綱，對鬱達夫的生活道路、思想發展和創作成就，作了全麵的切中肯綮的分析和實事求是的評價，立論公允，認識極有高度，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和糾正了以往鬱達夫研究中的疏漏和舛誤之處；許子東的《鬱達夫新論》，是一部嶄新的有別於過去的鬱達夫研究論著，作者把對象放在一個極為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中來考察，這種縱橫捭合的研究方法，使我們得以在一個更高的支點上和更為開闊的係統中，能夠更加全麵地去理解鬱達夫的創作；鬱雲的《鬱達夫傳》，是另一種風格的傳記，作為傳主之子，作者不便揭示傳主的某些生活細節，也不便對傳主作出鮮明、激烈的評論，故而行文較為客觀冷靜，作者閱讀了傳主的全部著譯，查閱了家譜、家信、日記等，並得到了傳主生前至親好友的幫助。全書資料豐富而翔實，“堪稱信史”（1918）。
隨著對鬱達夫其人其作研究的不斷深入，各種紀念活動和學術研討會也在不斷舉行。1985年是鬱達夫遇難40周年，在北京、富陽兩地舉行了“紀念鬱達夫殉難四十周年座談會與學術討論會”，在這次會議上，與會人員對鬱達夫一生及其創作個性作了應有的評價，確認了鬱達夫作為“一個天才詩人，一個人文主義者，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作家”（序）的曆史地位與文學地位。無疑，會議上所有的論文和發言，為恢複鬱達夫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起到了匡正的作用，並為新一輪的鬱達夫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同年出現的文學方法革新的浪潮，推動了文學史研究突出文學本身特點、作家研究突出作家自身主體地位的發展，又給鬱達夫研究提供了一個符合文學本質、效用的理論視角契合點。之後，《鬱達夫研究通訊》刊行，不僅為研究者交流了信息，而且為部分學者及後起之秀提供了“自己的園地”。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鬱達夫其人其作研究從此走上了新途，出現了新的研究格局、新的研究風貌，並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總括新時期以來尤其是鬱達夫學術研討會後，鬱達夫研究的主要特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麵：
一、個人研究論著的大量湧現
筆者粗略統計，除80年代初國內先後出版了8部研究鬱達夫的著作外，1985年後，又出版了各類研究鬱達夫的著作達20餘部：有王觀泉的《席卷在最後的黑暗中——鬱達夫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修訂再版時改名為《頹廢中隱現輝煌——鬱達夫》，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辛憲錫的《鬱達夫小說創作》（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陳子善和王自立的《回憶鬱達夫》（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賣文買書——鬱達夫和書》（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1995）；蔡震的《郭沫若與鬱達夫比較論》（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張恩和的《鬱達夫研究綜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郭文友的《千秋飲恨——鬱達夫年譜長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許鳳才的《浪漫才子鬱達夫》（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於聽（鬱天民）的《鬱達夫風雨說》（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桑逢康的《感傷的旅行——鬱達夫傳》（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89）、《鬱達夫·生非容易死非甘》（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5）、《鬱達夫王映霞》（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5）；王映霞的《我與鬱達夫》（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4）；譚桂林的《浪漫的情侶鬱達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捷克]安娜·多勒紮洛娃的《鬱達夫研究》（黃川、黃向暉譯，烏魯木齊：新疆美術出版社，1995）；[日]鈴木正夫的《蘇門答臘的鬱達夫》（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劉炎生的《鬱達夫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蔣增福的《鬱達夫及其家族女性》、《眾說鬱達夫》（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3）、《世紀回眸——鬱達夫縱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袁慶豐的《掙紮於沉淪的感傷》（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毛信德的《鬱達夫與勞倫斯比較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方忠的《鬱達夫傳》（北京：團結出版社，1999）；劉久明的《鬱達夫與外國文學》（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