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它標誌著中國大陸政治上統一局麵的形成，中國的文化開始呈現出一種整合的發展態勢，並且這種整合是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旗幟的。從新中國成立到70年代末，中國新文學史事實上基本是以魯迅、茅盾、葉紹鈞、巴金等以及延安文學為主線來寫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尤其是對魯迅的研究，評論者推崇備至，甚至到了頂禮膜拜的程度。這段時期鬱達夫研究專題文章較第一時期急劇減少，為數不多的有關鬱達夫小說研究的文章，也大都散見於各類不同的文學史著作中，而學界也往往從這個時代的主流文化立場出發，對鬱達夫及其作品的評價“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近乎失語。這裏還包括像王獨清、穆木天、瞿秋白、梁遇春、何其芳等一大批流淌著鬱達夫式的感傷和憂鬱的現代文人”。
首先對鬱達夫作出評價的是丁易。他在《鬱達夫選集·序》中，一方麵肯定了鬱達夫“五四”時期的作品帶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戰鬥精神”，另一方麵又認為“浪漫主義的感傷頹廢是達夫先生作品中的一個主調”，並說“這種精神情緒實在是不健康的”，是“在客觀上對青年們的前進向上的熱忱起了一種很不好的消極作用”。丁易對鬱達夫的有保留的肯定和簡單化傾向的批評，直接影響了50年代～60年代中國學術界對鬱達夫的看法。
較多地承襲丁易觀點的是這段時期出版的幾部“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如張畢來的《鬱達夫——〈中國新文學史稿〉之一節》、劉綬鬆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複旦大學中文係現代文學組學生集體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以及吉林大學中文係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編寫小組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等。由於在當時它們是普遍通用的教材，因此影響也尤為顯著。特別是張畢來的《鬱達夫——〈中國新文學史綱〉之一節》，對鬱達夫幾乎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態度：首先，張著否定了鬱達夫的愛國主義思想，認為“其狹小可不言而喻”，甚至申明他的“愛國熱情自始就和他的悲哀、憤恨結合著，他看不見人民的力量，看不見民族的前途……”其次，認為鬱達夫的作品在揭露舊禮教虛偽的同時，也起了副作用，即“對於青年讀者，他的作品是很少教育意義的，相反有壞的影響”，這些近於武斷的批評，顯然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同時期也出現了幾位力求客觀公允地評價鬱達夫的論者。如文學史家王瑤，他在《中國新文學史稿》一書中，基本肯定了鬱達夫的思想和創作，並認為鬱達夫的“傷感頹廢”，“是對現實不滿的悲憤激越情緒的一種摧抑，浪漫的情調中是有反抗和破壞心情的”。又說：“其實他的小說大部都可以當作不滿現實又不願逃避的愛國的青年的苦悶、憂鬱來讀的。”這實際上為重新評價鬱達夫小說中所謂的“消極因素”提出了新的視角。其他像曾華鵬、範伯群的《鬱達夫論》（《人民文學》，1957年第5、第6期合刊），深入係統地探討了鬱達夫的生平思想和創作道路，對鬱達夫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和實事求是的評價。如認為鬱達夫作品中的“頹廢情緒”和“色情描寫”也有它“可理解的和積極的一麵”，因為“性的苦悶是作為一個社會問題來提出的”，而且“在於它對封建舊道德的自覺的挑釁”，還分析了鬱達夫思想矛盾的根源，並指出正是這種僅僅“在自己的理論中呐喊”的矛盾，構成了“鬱達夫的悲劇”。還有田仲濟的《鬱達夫的創作道路》（《山東師範學院學報》，1959年第3期），雖然也受到當時文化氛圍的影響，但在評論鬱達夫其人其文時，也不失自己獨特的見解。如對鬱達夫作品中所謂的“感傷”與“頹廢”問題，認為“是根源於社會現實的”，並認為鬱達夫作品中的女性，作者“是把她們作為人來描寫”的。
50年代中後期，文藝批評領域出現了以政治批判代替一切的錯誤傾向。進入了60年代後，政治運動成為社會生活的主導部分，關於鬱達夫其人其文研究的論著更日漸稀少，之後再也見不到一篇（一部）有分量的專論（著）了。尤其是“文革”十年，批評家完全被剝奪了言論的自由，文藝爭鳴更不可能（除了香港、台灣和外國的一些學者仍然對鬱達夫情有獨鍾，不時發表或出版若幹著述），此時在全國來說，鬱達夫研究完全處於停滯狀態。並且鬱達夫還同許多活著的作家一樣，不斷地遭到口誅筆伐，他完全被當作一種反麵人物來看待了。
總之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由於這段時期文化上的相對封閉，對鬱達夫其人其作研究的主要特點是：否定批評居多，客觀評價較少；存在著重社會思想評價而輕藝術分析的弊端（即注重對文學作品與現實關係的剖析，而對文本本身則缺乏深入的分析與研究）；在對鬱達夫的小說研究中，所運用的批評方法比較單一，論著往往顯得機械、呆板，缺乏有力的理論支撐——人為的因素，延宕了中國新文學批評的發展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