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文對鬱達夫作品的分析中我們完全可以看出，鬱達夫既是一位曾經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建設和發展努力探索、艱苦奮鬥的前驅者，又是一位為中國新文學作出重大貢獻的作家、詩人兼愛國主義戰士。但就是這樣的一位優秀作家，無論是他的生前或者死後，評論界對他及其作品的認識和評價卻很不統一，可以說一直存在著矛盾和分歧，甚至還出現了幾次較大的反複。如有人因鬱達夫作品追求個性解放、反抗封建禮教以及有愛國主義的思想等，而大加褒揚和推崇；又有人因鬱達夫作品有“感傷”情緒、“頹廢”的色彩，思想落伍於時代，而極力抨擊和鄙棄；還有人對鬱達夫作品或褒或貶各打五十大板，而不再去做深入細致的探討和研究。誠然，造成這種駁雜不一甚至截然相反的批評現象，與論者對鬱達夫作品的理解、審美觀念以及主觀因素等有關，而主要的原因是來源於鬱達夫本人的複雜經曆，尤其是其在文學世界裏所表現出的獨異性。同時我們也不可否認，這與論者們往往隻注重揭示其表層現象，而忽視了鬱達夫複雜的文學世界之深層的聚焦（跟大膽、坦誠與率真有關）。因此，充分認識和正確評價鬱達夫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的鮮明印記，不僅對於深入研究鬱達夫本人及其作品頗為重要，而且對於我們更進一步去深入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過去與現在的發展動向，也會有一定的幫助作用。下麵筆者把鬱達夫及其作品研究的曆史發展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回顧和評述，以期求得對鬱達夫及其學術研究能有總體上的了解和把握。
1921年10月，鬱達夫的第一部小說集《沉淪》的出版，立即引起了軒然大波。一方麵是受到青年讀者的熱烈歡迎，另一方麵也招來了“誨淫”、“不道德”的罵名，並且“所受的譏評嘲罵，也不知有幾十百次”（《〈雞肋集〉題詞》）。第一個站出來為《沉淪》澄清“誨淫”、“不道德”罪名的，是“五四”文學運動的主將之一周作人。他從給“不道德的文學”作界定入手，認為《沉淪》“雖然有猥褻的分子，而並無不道德的性質”，《沉淪》的價值“在於非意識的展覽自己，藝術地寫出升華的色情，這也就是真摯與普遍的所在。至於所謂猥褻部分，未必損傷文學的價值”；並明確指出《沉淪》“是一件藝術的作品”。由於周作人當時在文壇的地位與影響，以及分析得有理有據，終於使謾罵鬱達夫的“文壇壯士”們，“稍稍收斂了他們痛罵的雄詞”（《〈雞肋集〉題詞》）。
1923年10月，鬱達夫的小說、散文集《蔦蘿集》的問世，馬上又引來了一批評論文章。對鬱達夫及其作品持肯定態度的，有萍霞的《讀〈蔦蘿集〉》、胡夢華的《〈蔦蘿集〉的讀後感——覆鬱達夫的一封信》等。萍文認為，《蔦蘿集》“是求生的喊聲，是人格的衛道符”；胡文說，鬱達夫是“入世也深，故憤世也切”。他們都指出了鬱達夫小說積極入世的思想傾向和浪漫率真的特點。但是，持批評意見者也不少，如徐誌摩、殷公武等人，說鬱達夫是“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膿糜爛的創傷來吸引過路人的同情”。
從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是鬱達夫創作的又一個旺盛期，這時期相繼出版了《鬱達夫全集》（共7卷）、《日記九種》（日記集）、《達夫代表作》（作品選集）、《在寒風裏》（小說、散文集）、《懺餘集》（小說、散文集）、《達夫自選集》、《屐痕處處》（遊記集）、《達夫短篇小說集》（上下冊）、《達夫遊記》、《達夫散文集》以及《閑書》等集子。隨著作品的大量問世，鬱達夫也成了當時文壇的熱點，圍繞他及其作品，幾乎每年都有數篇有分量的專題評論出現。
首先是黎錦明、鄭伯奇、錢杏邨等人打破了對鬱達夫初期的“印象式批評”的局限，試圖從總體上考察和研究鬱達夫的思想和創作。如黎錦明的《達夫的三時期：〈沉淪〉——〈寒灰集〉——〈過去〉》，作者從藝術發展的角度，用聯係的觀點把鬱達夫的創作分為三個時期，即“第一，沉淪產生的時期”：“是拿他的生活作依據，創造一種普遍的意義相衝突——靈肉的衝突”，“充滿情感的真實流露，使人得著一種純淨的悲哀”；“第二，自我表現時期”：其作品“大半是個人生活的實錄”，“體裁是那樣的散浪，幾乎完全打破一切文學藝術的範圍”；“第三，‘過去’的蛻變時期”：開始了“純想象的創造”，“藝術已臻完全成熟境地了”，既肯定鬱達夫的“偉大”和他的作品的“無上的價值”，又指出他的“感傷極重”和“情感頹廢”。鄭伯奇的《〈寒灰集〉批評》一文，將鬱達夫的小說分為“自敘小說”、“心境小說”、“性格小說”和“社會小說”四類，認為《寒灰集》的“永久性”的價值在於它“是一部主觀的記錄，一個轉型期生存者的生活記錄”，主張用“現代的抒情主義”來概括鬱達夫的創作特色，並指出，這樣的特點是時代影響所致。錢杏邨的《〈達夫代表作〉後序》，則運用唯物主義的觀點和社會學的眼光進一步對鬱達夫小說的主人公進行剖析，認為主人公是“時代病的表現者”，鬱達夫小說由對性的苦悶的表現逐漸轉向對家庭問題、婚姻問題、經濟問題等社會的苦悶的表現，並對鬱達夫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他是“中國新文壇上最有力量的分子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