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是我國新文學的重要開拓者之一，他之所以能在新文學創作上獲得巨大的成就，這與他的翻譯有著密切的關係。鬱達夫在談論自己的創作經驗時說：“我個人就老有感到絕望，虛無，完全不想做東西或看書的時候，這一種麻木狀態的解除，非要有很強的刺激，或很適當的休養不能辦到。創作不出來的時候的翻譯，實在是一種掉換口味的絕妙秘訣……因為在翻譯的時候，第一可以練技巧，第二可以養腦筋，第三還可以保持住創作的全部機能，使它們不會同腐水似的停注下來。”（《再來談一次創作經驗》）從這段言論中可以看出，鬱達夫的這種體驗是很有特色的，他已將翻譯和創作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了，並且很重視它們之間的互補性。也正因此，他從翻譯中鍛煉了技巧，獲得了養料，保持了文學創作的活力。
鬱達夫從20年代初開始從事小說創作，直至1935年最後一篇小說《出奔》的發表，前後將近15年中，共發表了長短不一的小說近50篇。考察他的小說創作活動，我們可以發現，在最初的7年中，他以非凡的才華創作了轟動一時的《沉淪》等小說28篇。而在1927年11月～1929年11月這兩年中，他僅寫了5篇小說，處於小說創作的低穀時段。然而在這期間，他卻努力於翻譯活動，僅外國小說就翻譯了9篇，占了他所譯全部小說的9/10.此後1930年～1932年間，他又寫了著名小說《遲桂花》等9篇作品，小說創作明顯增多了。這現象表明，翻譯工作給了鬱達夫以強烈的刺激，提高了他小說創作的活力。
“翻譯對鬱達夫小說創作的影響，不僅反映在數量上，而且也表現在他作品的內容與形式上。”如據他日記記載，他在孕育《遲桂花》這篇小說時曾這樣預言：《遲桂花》的內容寫出來怕將與《幸福的擺》有點氣味相通；我也想在這篇小說裏寫出一個病肺者的性格來，然而從作品實際來看，《遲桂花》的思想情調與林道的《幸福的擺》不盡相同。《幸福的擺》描寫的是青年亨利·華倫與一位異國巨富之女愛倫的“不幸的戀愛”，作品主調沉靜幽暗，籠罩著一層淒慘的色彩。而鬱達夫在《遲桂花》裏寫的是翁則生兄妹在戀愛婚姻上“似喜而又可悲，說悲卻也可喜的悲喜劇”情景，洋溢著“桂花開得愈遲愈好，因為開得遲，所以經得日子久”的樂觀精神，意境幽遠而清新。不過《遲桂花》的確也有著與《幸福的擺》“氣味相通”之處。如《遲桂花》也像《幸福的擺》那樣，描寫了兩個青年時代的同窗摯友，在分別多年之後，以一紙敘情之信而重聚，而且收信者也是在事業上有所成就的著作家，發信者同樣也經受了不幸的戀愛的磨難；像《幸福的擺》中對“幸福的擺”的描述一樣，《遲桂花》也通過“遲桂花”進行思辨，同樣富有哲理意味；作品中的翁則生像華倫那樣，也帶有某種“病肺者的性格”。在語言的使用上也有相通之處，如華倫說：“在人力所能做到的範圍之內，想避去不幸的最上法門，是竭力的不要去希望幸福。”翁則生也有這樣類似的表白：“我哩，本來也已經入了中年了，百事原都看得很穿，又加以這十幾年的疏散和無為，覺得在這世上任你什麼也沒甚大不了的事情，落得隨隨便便的過去，橫豎是來日也無多了。”從這些內容可以看出，鬱達夫翻譯了林道的《幸福的擺》後，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從中受到了不少的啟發。因此，當他在“九月秋遲桂始花”的杭州翁家山一帶漫遊時，觸發了他寫作《遲桂花》的靈感……
綜上，鬱達夫畢生致力於新文學事業，熱心於中西文化的交流。他在對我國的翻譯事業及引進西方文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的同時，也促進了他在新文學創作。當然鬱達夫的譯作也並非沒有瑕疵，他的翻譯理論特別是他早期的某些論述，也不是無商榷之處。但瑕不掩瑜，他留下的譯品、理論和經驗，是我國新文學的寶貴遺產。今天我們探討鬱達夫的翻譯活動、譯著及其譯論，不僅讓我們對中國當時譯界的狀況能有所了解，同時又可使我們從中發現一些對今人能有所借鑒和啟迪的一些東西。
參考文獻：
沈紹鏞：《試談鬱達夫的翻譯》，《杭州大學學報》，1988（4）。
《魯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魯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曾華鵬，範伯群：《鬱達夫評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