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人的觀點，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至今仍為鬱達夫研究者廣泛引用。同類型的文章還有陳文釗的《達夫代表作》、賀玉波的《論鬱達夫作風的轉變》等，評價也都較為客觀、中肯。
“五四”是個喧囂的時代，各種思潮、流派雜陳，根據不同的標準，對同一文藝作品往往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評判。20世紀20年代初，有不少人對鬱達夫的小說進行排斥、謾罵。到了30年代，隨著“左翼”文藝運動高潮的到來，鬱達夫又遭到了社會各界更為苛刻的嚴厲批評，這類批評尤以華漢（陽翰笙）和蘇雪林的觀點最為激烈。如華漢認為，鬱達夫之所以“沉淪”、“悲觀”、“消極”、“墮落”、“頹廢”等，根本原因在於他是“沒落的士紳階級的最徹底最大膽的代言人”，他的全部作品都“赤裸裸地反映了這一沒落的士紳階級的意識形態”。尤其是蘇文，對鬱達夫的創作從內容到藝術，幾乎全盤否定，認為鬱達夫是“頹廢作家”，他的作品所一貫表現的思想，就是“所謂‘性欲’的問題”，甚至把它們歸入“賣淫文學”一途；並說“自我主義”、“感傷主義”、“頹廢色彩”是構成鬱達夫作品的“元素”，而三者正是“‘世紀病’所給予現代文人的一種歇斯底裏的病態”。其他批評文章則大多集中於對鬱達夫單篇小說《迷羊》、《她是一個弱女子》的不滿，如認為《迷羊》“脫離時代的特點”，藝術上也不成功，完全喪失了作家的魅力；認為《她是一個弱女子》“依然是一部描寫色情的作品”，隻不過是“蒙了一重社會問題的皮相”；等等。這些批評顯然是主觀的、偏激的，帶有無產階級文藝運動初期“左”的烙印，脫離了文藝批評的正軌。
1931年～1933年，先後出版的三本鬱達夫研究專集，即素雅（李讚華）編的《鬱達夫評傳》（上海現代書局，1931）、賀玉波編的《鬱達夫論》（上海光華書局，1932）、鄒嘯（趙景深）編的《鬱達夫論》（上海北新書局，1933），標誌著鬱達夫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到來。這三本專集所選文章共72篇，且多有重複，研究缺乏深度，它反映出二三十年代鬱達夫研究的印象式批評特點，盡管如此，對鬱達夫研究的程度和狀況卻有了較為集中的展示。“一個作家能夠受到同時代人的如此關注，這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麵爆發，鬱達夫研究因此而進入了停滯狀態。直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及9月份鬱達夫為民族解放事業而獻身，鬱達夫研究又形成了一個熱潮，但這時大多是其生前好友的一些回憶性散論。如胡愈之的《鬱達夫的流亡和失蹤》（《民主周刊》，1946年第48、49、50期）、郭沫若的《論鬱達夫》（《人物雜誌》，1946年第3期）和《再談鬱達夫》（《文訊月刊》，1947年第5期）、陳翔鶴的《鬱達夫回憶瑣記》（《文藝春秋》副刊，1947年第1～3期）、王任叔的《記鬱達夫》（《人世間》，1947年第2卷第1期、第2～3期合刊）、靜聞（鍾敬文）的《憶達夫先生》（香港：《文藝生活》，1947年光複版第17期）等等。“他們從鬱達夫的生平、思想和創作等各個方麵，在宏觀上對鬱達夫作出了總結性的評價，闡明了鬱達夫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特殊貢獻和重要地位。”
總括這一時期的批評文章，基本是對鬱達夫小說的點評，且較多是綜合式、印象式的感性評價，缺乏理性的光彩、邏輯的說服力以及細節評價上的深入，但是這些評價卻幾乎涉及了鬱達夫小說研究的各個領域。更有一些論者以其卓越的藝術鑒賞力，提出了許多可貴的論點，這無疑為以後的鬱達夫小說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礎。至於對鬱達夫散文、詩歌、日記、文藝觀等進行研究的文章雖時有出現，但缺乏係統性和理論性，若與同期鬱達夫小說的研究相比，則顯得非常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