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慎言比較文學，有時自謙說不敢談比較文學，但是他卻是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與法國文學教授白璧德的學生。在比較文學的學科建設上，梁實秋的成就固然不如他的“師兄”吳宓，但是梁實秋對中西文化的溝通，對中西文學的比較，對文學與其他學科的跨學科研究以及對英語文學名著的翻譯，使他完全有資格被稱為比較文學家。而且梁實秋與現代中國那些無意中成為比較文學家的人不同，他在美國受過比較文學的訓練，在《現代文學論》中他明確地要“以比較文學的方法來說明中國的文學觀念”，在《文學史的材料與方法》中，他將比較文學影響研究的方法進行了詳細的介紹。梁實秋說：“德國的比較文學研究，所謂Ouellenforschung，這是文學史工作最近的一階段。這種工作是要把一國的文學和其他一國的文學的關係說明，或是古典文學的影響之研究。……這種不厭求詳的德國學風，傳到美國格外擴大起來，哈佛大學、耶魯大學之‘英文學研究叢書’及哥倫比亞大學‘英文學及比較文學研究叢書’，是其最著者。這一類作品又可分為下列幾項：（1）一個故事或一種故事之發展的追溯；（2）故事來源之研究；（3）一作家或一群作家或一國的文學之影響；（4）某一種文學作品之曆史；（5）文學史中某一項疑惑不明之事件的考據。這種研究本身不能嚴格地成為文學史，但對文學史有很大的貢獻。”梁實秋在這裏所闡明的，是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的基本原理。
事實上，梁實秋在受到白璧德思想的影響之後發表的第一篇重要的文學論文《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就已經從影響研究的“淵源學”角度來研究中國的新文學了。梁實秋認為，針對新文學運動的錯綜複雜，“冷靜的批評者或可考察這場運動的來蹤去跡”。對於一些人以新文學與舊文學為五四之後的文學與傳統文學劃界，梁實秋認為“文學並無新舊可分，隻有中外可辨。舊文學即是本國特有的文學，新文學即是受外國影響後的文學”。五四的白話文運動並不是承接著《水滸傳》、《西遊記》之前例，而是一些留學生在外國語言文學的影響下有意識地反抗古文的運動。梁實秋具體指出了五四白話文運動所受到美國“意象主義”詩歌的影響，這一詩歌運動的“意象主義宣言”中列有六條戒條，“主要的如不用典，不用陳腐的套語，幾乎赤條條都與我們中國倡導白話文的主旨吻合。所以我想，白話文運動是由外國影響而起。隨著白話文運動以俱來的便是新式標點，新式標點完全是模仿外國，也可為旁證。”而伴隨著白話文運動的“語體文之歐化”，更足以表明外國影響之劇烈：白話文不過是在方法上借鑒外國，歐化文則進一步“欲以歐式的白話代替中國式的白話”。因此，所謂“新詩”就是外國式的詩歌，無論是“自由詩體”，還是“十四行體”、俳句體”、“頌讚體”，都是以反對“絕句”、“律詩”、“排韻”的形式出現的。新文學運動中很出色的短篇小說，並不是從誌人誌怪、唐傳奇、《聊齋》的傳統而來的，而是模仿外國的短篇小說，“我們可以約略的看出哪一篇是模仿莫泊桑，哪一篇是模仿柴霍甫。……若是有人模仿蒲留仙，必將遭時人的痛罵，斥為濫調，詆為‘某生體’。”而新文學所引進的外國的話劇與中國固有的戲曲，其實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體，中國文學增添了一種新的文體原不是什麼壞事，然而以為“新戲”可以取代“舊戲”，就表明這些人不知道所謂“新戲”是不同於“舊戲”文體的外國戲劇。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文學處處表示“一方麵全部推翻中國文學的正統，一方麵全部的承受外國的影響”。梁實秋感到可惜的是，新文學接受的是盧梭之後“浪漫的混亂”，而不是古典主義的理性、健康與尊嚴。作為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梁實秋僅僅指出了外國文學對中國新文學的影響，而沒有進一步探討外國文學的影響進入中國之後，與中國固有文化與文學產生的矛盾衝突以及由此造成的變異，因而還談不上深層的研究。
梁實秋在《新月》月刊上還發表過一篇《歌德與中國小說》，將歌德與愛克曼談話時對中國才子佳人的崇高評價介紹到中國。可以說，歌德的談話也是中國小說對歐洲文學影響的一個重要佐證，而正是這次談話中，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梁實秋這樣評論歌德的才子佳人小說論：“他讚美中國的地方，由我們自己看，未免太過；但是他能以同情的態度了解別國的文學，不以狹隘的民族主義的文學自囿，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膽量和識見。”梁實秋甚至還為他的白璧德老師尋找過中國思想的淵源，他說“白璧德先生的父親生長在寧波，所以他對中國有一份偏愛，對中國文化有相當的了解與關切”，而且“白璧德對東方思想頗有淵源，他通曉梵文經典及儒家與老莊的著作”。白璧德的以理性控製欲念的倫理觀念可以在中國的文化中找到源頭，“《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孔子所說的克己複禮’，正是白璧德所樂於引證的道理。”白璧德是現代西方一個被我們所忽略的重要批評家，他的門生中有T·S·艾略特這樣的文化巨人，僅僅在中國，就有吳宓、梅光迪、梁實秋等弟子，因而對他的思想淵源的探討，應該是很有意義的。
在對當下文學的批評中，梁實秋也是順手就可以指出某部作品或某個作家所受的外來影響。老舍的《貓城記》出版之後，梁實秋立刻寫了一篇評論，認為這是老舍創作上的一大進步，標誌著老舍藝術思想的成熟。老舍借了形象中的貓國把我們中國現代社會挖苦得痛快淋漓，而作者始終保持著一種冷靜的態度。“裏麵描寫大學的一段，使我聯想起那《格列佛遊記》中關於拉加都學院的一段”，而借漫遊異鄉來諷刺本國的結構，也借鑒了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
當然，梁實秋的比較文學視野並不局限於影響研究，而是對於沒有事實聯係的中西文學現象也進行了比較。梁實秋從多元文化的視角出發，認為“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孰優孰劣這一問題是很難判斷的，因為一國的文學自有其特殊的曆史背景及民族心理的根據，故亦自有其特殊的文學形式與精神，固不能硬拿來和另一國的文學較量長短”。但是，這並不是說梁實秋對於中外文學隻是比較而不做價值判斷，他曾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對於“中國尊敬文學”的命題進行辨析與評判。“中國尊敬文學”有許多論據支撐，從孔子的“不學詩，無以言”，曹丕的以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到普通老百姓的敬惜字紙；從中國是以詩取士，以策論取士，以八股文取士，到卡萊爾在《英雄與英雄崇拜》中以為中國人讓他們的文學家做“執政官”，似乎都表明中國人極端尊敬文學。但是梁實秋的看法卻不是這樣，他認為“中國素來隻是利用文學，並不曾尊敬文學，至少不曾像外國人那樣尊敬文學。中國民族是很注重實際生活的，與實際生活的關係稍疏遠的一切事物，都是比較的被忽視”，而且儒家思想還以為文學作品是“壯夫不為”的“雕蟲小技”，吟詩填詞乃是“名士”的勾當，而社會對於“名士”是尊敬不多而嘲笑不少。當然，中國有許多優秀的作品，但是，“中國的文學家與外國文學家的遭遇是不可同年而語的。外國文學家先受貴族君王的蔭庇，後又有廣大的讀書社會所擁護，所以文學天才差不多都有表現天才的閑暇與機會。而在中國，雖曆代帝王亦偶有延攬人才的舉動，而我們可以斷言，大部分的第一流中國文學作者都是遭受朝廷貶謫或受生活逼迫而不得已以文學自遣罷了。中國第一流的文學作品不曾享受社會上普遍的尊敬與賞識，中國文學特別的富於消極出世的思想，特別的富於怨艾悲傷，特別的缺乏鴻文巨製，正足以表示出文學在中國的遭遇是如何的坎坷！”從純文學的角度看，梁實秋的論述是很精辟的，但是從泛文學與泛審美的角度看，梁實秋的比較就沒有多少道理。“如果說西方的哲學是愛智慧，偏於神學與科學的文化形式，那麼，中國的哲學則是聞道，偏於倫理的與審美的文化形式。中國文化具有一種泛審美主義與泛藝術主義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