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梁宗岱、戴望舒、李金發、穆木天等人視為中國的象征主義詩人或詩論家，勢必要求我們到象征主義詩歌的源頭去溯源，並看到它在歐洲，乃至全世界的擴散與傳播。換言之，隻有在世界大背景下，梁宗岱的詩人曆程，及其成就與個人性，才能完整地體現出來。
象征主義，作為一種美學現象和藝術潮流，一直具有曖昧性與概念上的模糊性。直到20世紀40年代，也就是在梁宗岱本人的象征主義詩歌創作已經終止的時代，法國批評界對象征主義作為流派是否真正存在，都存有爭論和懷疑。梁宗岱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大師瓦雷裏本人，在1939年撰寫的研究文章《象征主義的存在》一文中，指出：“象征主義這一叫法的存在，似乎就是要去刺激世間的人，讓他們絞盡腦汁。”他進一步指出，1886年由讓·莫雷阿斯（Jean Moréas）的宣言而引出的象征主義潮流隻是一個“神話”，每一個人都可以向象征主義這個詞投射自己的想法，因為“象征主義”這個詞具有“無底的深淵”的含義。
1947年，著名批評家、文學史家吉·米修（Guy michaud）的研究著作《象征主義的詩性信息》發表，從此改變了在這一領域內的混亂狀態。吉·米修的研究將分析與綜合結合在一起，並致力於在象征主義各個階段的差異性與多樣性之中，找出將象征主義的不同趨向聯係在一起的“具有戲劇化色彩的精神危機”。在紛紜、複雜、零亂的現象中，他梳理出一種象征主義的發展進程，描繪出一條不斷上升的曲線，呈現出從絕望走向希望，從全盤否定的悲觀主義向重新找到的信念後的堅定的發展方向，並揭示出象征主義從自我封閉到朝生活開放的軌跡。
這一研究成功地避免了兩種極端的現象，一種是在象征主義這一標簽下，無視這一潮流的多樣性，從而否定了它的創造的強度與廣度；另一種是過於強調多樣性，認為隻不過是一大批純個人化的追求和風格的簡單彙總。這一工作在對象征主義的研究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從此之後，批評家們開始區分兩種象征主義，一種是狹義的，一種是廣義的。狹義的象征主義在曆史上存在時間較短，以1886年莫雷阿斯在《費加羅報》發表的宣言為開端。加入這一潮流的作家們往往不是一些大作家，他們中許多人的名字，今天已經隻能到專業書中去尋找，但他們都顯示出某種共同的參照，正是這些參照，形成了廣義上的象征主義的一部分。狹義的象征主義以爭辯為上，往往理論高於創作，而且缺乏真正的凝聚力，其中的主要人員如莫雷阿斯本人，很快就產生出別的美學追求。這一狹義上的流派具有過渡性質。莫雷阿斯本人在提出了“象征主義”這一術語之後的五年，也就是說在1891年9月14日，就又在《費加羅報》上撰文，把象征主義視為簡單的“過渡現象”，並表現出某種向古典主義的回歸。在他的“分裂”之後，狹義上的象征主義繼續存在，但到了1895年之後，其統一性已經再也無法成立。所以，一般認為，狹義上的象征主義僅存在了十年時間。
然而，與這狹義上的象征主義相對的廣義上的象征主義則是一個重要得多的、曆史跨度很大的藝術現象，它橫跨了19世紀中葉與20世紀初，觸及藝術的各個領域。由於它處於現代性的萌芽時期，對20世紀的現代詩、繪畫與音樂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主將都是一些重要的大作家，他們的某些思考，一方麵成為狹義上的象征主義的參照，同時為後來整個20世紀的美學革命提供了理論與創作上的基礎。這一廣義上的象征主義（在文學上）可以上溯到波德萊爾、蘭波，甚至更遠，具體以魏爾倫、馬拉美等人為大師，並在狹義的象征主義之後，繼續延伸，一直到普魯斯特、紀德（Gide，某個時期）、克洛岱爾（Paul Claudlel）和瓦雷裏等人。也就是說，這一廣義上的象征主義涉及了好幾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