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學概念上來看，如果說《詩與真》一集主要體現出了梁宗岱對象征以及象征主義的理解，那麼，在《詩與真》二集中，唯有“崇高”一詞，是概念性的探討對象。
梁宗岱的學術商榷對象始終是朱光潛。朱光潛在《剛性美與柔性美》中，提出剛、柔（或陽陰）兩種不同的美，並認為這兩種美分別對等於西方的sublime和grace之美。
法語作為區分陰、陽性的語言，似乎也給朱光潛的這一區分提供了一定的佐證。Sublime一詞，在布瓦洛翻譯了朗吉努斯（Longinus，梁文中為“朗吉納司”）的《論崇高》以後，在法國古典詩學中，一直占據重要的地位。它的詞性是陽性的（Le sub-lime），而grace則是陰性的（La grace）。
然而這一語言現象並不涵蓋其美學含義。朱光潛將sublime（崇高）譯為雄偉，後者譯為“秀美”，引起了梁宗岱的思考與反對。
朱光潛的佐證是康德（Immanuel Kant）和朗吉努斯，並認為sublime一詞出自朗吉努斯。梁宗岱的反駁在對待康德上，有些過激，然而他的推理過程與態度，則是非常嚴肅的。他先以翻譯實踐為本，試著嚐試將朱光潛的譯法運用到不同的文藝作品上。用現代的語言學術語來講，就是將一個詞放置到不同的“語境”中，或者“語義場”中，看它在上下文中是否繼續恰切。他列舉了造型藝術（米開朗琪羅，Michelangelo；達·芬奇，Leanardo da Vinci）與音樂（貝多芬的第三、第五交響曲與月光和第六交響曲）以及文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中的一個場景）三方麵的例子。
嚴格地講，梁宗岱的這一經驗主義式的推斷是值得商榷的，因為這樣的“實踐性”做法固然有說服力，但隻要仔細地考察一下許多外文詞的語義現象，就可以發現，由於一個外文詞本身就有著它的不同意義（在字典上標明的），再加上從詞源意義之後的各種演變，以及每個作家、思想家獨特的語意運用（在“崇高”這個詞上，康德的運用與朗吉努斯顯然不同），所以造成了很難用同一個詞去應付所有的語境的情況。一個詞在換了語境之後說不通，並不意味它在此語境下的不正確。尤其當一個字從它的日常語境，一下子上升到哲學語境之後，由於既保持了它的日常“語素”，又增添了無數修辭上、哲學上，尤其是概念上的其他“語素”——更有現代哲學家故意在日常與哲學語素之間“遊離”，以增加其多義性與故意造成的曖昧性——使得我們無法要求以同一個固定譯法，一以貫之地讓它在所有語境中出現。比方說，當代法國哲學家利波韋茨基（Lipovetzki），繼羅蘭·巴特的“符號帝國”之後，提出了“蜉蝣帝國”的說法，來定義他心目中的後現代世界。“蜉蝣”一字在法文中是“éphémère”，是“暫時”、“曇花一現”、“不恒定”之意，而作為生物，它指的就是“蜉蝣”。假如我們想到王羲之的《蘭亭集序》中“寄蜉蝣於天地”之類的文字，便可以發現，蜉蝣與“暫時性”、“曇花一現”等意義在兩國文化中具有同樣的寓指，這已經是非常罕見的佳例了，然而，在不同的語境下，不能讓“蜉蝣”一詞一以貫之地在全文中出現。如“在這短暫的時刻”，在中文語意上完全沒有問題，而說“在這蜉蝣時刻”，就在中文中無法成立了；說“在這蜉蝣時代”可以，說“在這短暫時代”就不可以了。sublime一詞，即使在法文中，也具有“崇高”、“高尚”、“美妙”、“極致”以及“雄偉壯麗”等多種含義，並不能僅以“崇高”一詞貫穿之，如法國現代評論可以將一部張藝謀的電影說成“真美妙”（C est sub-lime），很難譯成“真崇高”，而說一個人有絕妙的口才時，也可以用sublime一詞（如éloquence sublime），就更不能譯成“有崇高的口才”了。在《論崇高》的法語譯文中，布瓦洛運用了大小寫之分來區別這個詞的不同含義，是西方語言用來區分細膩含義的“應急措施”之一。中文中沒有這樣的應急辦法。如果說，由於人們對西文的習慣，已經可以基本把握“大寫的曆史”和“小寫的曆史”，或者“大寫的生命”與“小寫的生命”之類措辭的不同含義，那麼，在很大程度上，我們還是需要加以一定的修飾詞，來加以類似於西文中“大”、“小”寫之分的區分，如“崇高（道義上的）”和“崇高（修辭上的）”等等。但是，梁宗岱認為應當從詞的字源意義出發進行翻譯，並尊重在本國語言中已經具有的曆史沉澱性，卻是十分中肯之語，為翻譯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榜樣。
在這一實踐性的“試驗”之後，梁宗岱開始剖析崇高一詞的特性。提出：第一，sublime和grace都偏於品格方麵，而非性質方麵（也就是指質量和性質之別）。第二，崇高相當於我國文藝批評所用的“神”字和“絕”字；而這“絕”字，“與其說指對象本身底限製，不如說指我們內心所起的感覺”。這一觀點具有特殊意義，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浪漫主義的”闡釋。梁宗岱引用了莫裏斯·德·蓋蘭（Maurice de Guérin，梁譯“格連”）的文字以及瑞士思想家阿米埃爾（Amiel，梁譯“亞美爾”）的日記來說明這一點。這兩位都是屬於前象征主義潮流的人。這一以讀者或受眾的主觀感受為基礎的崇高觀，與西方修辭學上論崇高強調作者一方的“目的”與“手段”這一麵的做法不同，體現出梁宗岱重精神、主觀的浪漫主義和象征主義的一麵：“隻有思想和行為本身是崇高的，物質和數量底崇高則全視它們在我們心靈裏所引起的感應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