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瓦雷裏（梁譯“梵樂希”、“哇萊荔”）列為梁宗岱世界中的關鍵詞，是十分必要的，雖然這是一個人名。梁宗岱的整個思想體係都以瓦雷裏的思想為契機，或者更確切地說，他對詩歌創作、批評以及個人人生的構建的所有想法，幾乎都來自於他對瓦雷裏的認識、閱讀與理解。
對梁宗岱來說，瓦雷裏首先是一把鑰匙，一個向導，因為是他使梁宗岱可以上溯到法國象征主義的整個發展過程。梁宗岱自稱馬拉美是自己的“名譽祖師”，就在於跨越了19世紀、20世紀的瓦雷裏使他直接與象征主義的先驅掛上了鉤。瓦雷裏使得梁宗岱與象征主義的關係變得“名門正宗”，可以追根溯源。用現代的詞彙來講，使得梁宗岱有了對象征主義的真正“話語權”。這一話語權的結果也造成了梁宗岱“批評話語”的特色：他是以創作者，以一位“從那裏來的人”的口吻進行批評的。換言之，他是可以像莫雷阿斯或保羅·福爾這樣的人一樣，對象征主義進行“自報家門”的評述的。這就注定了他的批評，不是僅僅建立在別人作品之上的文學史家或專職批評家的工作，而是直接、激情式的批評。換言之，梁宗岱在提及象征主義時，由於瓦雷裏的關係，不必處於他者的地位，而可以直接使用“我”這個敘述主體詞。
但瓦雷裏更是一個榜樣。而且，由於梁宗岱對於主客觀境界的特殊認識，瓦雷裏是一位已經與他自己融為一體的榜樣，或者至少他追求的是這樣一種境界。《詩與真》以介紹瓦雷裏的文章始，以介紹象征主義的文章終，絕非偶然。那是因為整部《詩與真》作為一個整體所欲傳達的，便是作者經由與瓦雷裏的這一特殊的親密關係而得以“深入堂奧”，進而高度把握“象征主義”的精髓，進而可以反觀中國詩壇，提出自己的詩歌觀與人生觀。如果說象征主義是梁宗岱取到的“經”，那麼瓦雷裏就是這神秘的宗教中的“神”，而梁與他的關係，又非一般的大師與弟子的關係，而是神秘主義者們與神或上帝可以有相融、相通的關係的境界，正如阿基拉的聖女黛萊絲以與上帝的交合為喻，代表一種“癡醉”。有這種體驗的人，就不會是一般的僧侶，而是得了“神啟”或“天啟”的，他在神秘的殿堂中，終究有被奉為聖者的希望，正如黛萊絲。
與瓦雷裏的關係，證明了梁宗岱思想中神秘主義的一麵。他在年輕時期受到教會學校的熏陶，後來又皈依基督教（不管是出於何種原因）這一事實，使他對神性有著特殊的認識。對廣義上的神性的認識，以及中國本身傳統的非一神論思想，使他的神聖意識的範圍極廣，遠及佛教、禪、道的思想，形成他特有的“宇宙意識”，但一旦觸及他對西方文學和藝術的認識，就不得不承認這一基督教的教育與大前提。
瓦雷裏本人與馬拉美之間的關係，是梁宗岱與瓦雷裏的關係的鏡子；瓦雷裏本身的精神追求，又是梁宗岱構建自己精神生活、原本可以一生用之不竭的參照。正如梁宗岱本人敏感地指出的，“瓦雷裏從不諱言他是馬拉美……之嫡裔。他從沒有說到馬拉美而不說及自己的，也沒有說及自己而不說到馬拉美的”。這樣的說法，用到梁宗岱之於瓦雷裏，同樣有效。在《詩與真》二集中，他將瓦雷裏與歌德比較，從而將瓦雷裏放入文學的最高神殿之中；到了20世紀40年代初，在他的幾篇重要論文中，他同樣言必稱“瓦雷裏”。這樣的關係，自會有人譏誚，但梁宗岱同樣以瓦雷裏與馬拉美的關係來辯護：“淺見者流，……譏誚他（瓦雷裏）的詩裏沒有新的創造，以為他都是踏馬拉美舊轍的；而他底狂熱的崇拜者，則又以為他們兩者之間，有天淵之隔，毫無影響底跡象。”
應當說，在撰寫評瓦雷裏的文章（1928）時，梁宗岱對瓦雷裏的認識並不完全，主要限於瓦雷裏的詩歌創作以及哲學理念。在詩歌創作上，又主要強調瓦雷裏對格律的重視，以及某種美學上的印象。在他將瓦雷裏與馬拉美比較時使用的詞彙，盡管十分精美，甚至具有唯美主義傾向，但並不真正觸及這兩位法國詩歌大師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