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象征主義》一文中，梁宗岱將波德萊爾的《契合》一詩全文譯出，認為正是“契合”一詞，可以解釋整個“象征之道”。梁的理解主要是，首先，波德萊爾的“契合”代表了一種與萊布尼茨的想法一樣的“玄學上的深沉的基本真理”：“生存不過是一片大和諧。”一切都是一種巨大的整體性中的一個元素，而且相互間緊緊相連。每一元素的變化與運動，都能帶來其他元素的回聲和應合。所以，契合並非修辭意義上的（如寓意，隱喻），而是本體上的，因此而使得象征具有高於修辭意義的本體意義。其次，這種契合並非僅僅是一種幻覺或錯覺。也就是說，它也並非心理學意義上的。
確實，《契合》一詩一直被認為是代表波德萊爾象征思想最具典型意義的詩。在法國詩歌研究界對此詩的詮釋大致有三種。
第一種認為“契合”涉及的是世界的“肌理”：世界整體是受到一個巨大的“契合”操縱的。這種契合包括“水平方向”的契合，也就是通過“通感”將事物緊緊地聯係在一起（所以才會有“香味、色彩和聲音相呼應”的詩句）。而這種水平的契合又加上一種“垂直方向”的契合，這類契合通過某種類比性，把所有的物質現實與一種精神現實聯在一起。正如波德萊爾在評論雨果的文章中（1861）指出：“一切的形式、運動、數字、色彩、香味，不管是在精神狀態中還是在自然狀態中，都是有意義的，相互關聯、互相交結的，具有契合性。”
在提到瓦格納（Richar d Wagner）的時候，他表現出了同樣的確信：
如果聲音不能暗示色彩，色彩不能讓人感到一種旋律，而且聲音與色彩無法傳達思想，那才真會令人驚訝了；因為，自從上帝決定世界是一個複雜而不可分的整體那一日起，事物就一直是通過相互間的類比性而得到表達的。
契合之網將世界變得像是一個巨大的“象形字”。波德萊爾在關於雨果的文章中提到，“一切都是象形文字的”；而這一象形文字中藏有一種秘密的含義，詩人應當去“解密”。
而第二種詮釋就直接涉及了“詩人的功能”，尤其是涉及了想像力的作用。假如說，世界是一個“象形文字”，那麼，這個象形文字是極其隱晦的，所以，大自然的“含糊的話語”給了詩人一個“傳譯者”或者“解密者”的職能。波德萊爾因此而使一種詩歌神話得到再生：它認為詩人是“神王”，是“預言家”，是“通靈者”，能知道“花與沉默的事物的語言”（《翱翔高舉》）；它使詩人的想像力有了一種去揭示藏在事物後麵的真理的能力：隻有通過想像力，契合的關係才能展示出來，並呈現出契合之後的“幽暗而深刻的整體”，隻有通過想像力，世界才能成為一種詩性認識的對象。所以，波德萊爾區分那種純粹是“奇思異想”的想像力，跟一種真實的想像力，認為後者是“所有人的能力中最科學的一項才能，因為隻有它才能理解宇宙的類比性，或者說被一種神秘主義帶著崇敬稱為‘契合’的東西”。在關於愛倫·坡的研究中，波德萊爾提出了同樣的觀點，也就是著名的關於“想像力是眾才能中之女王”的觀點：
想像力並非一種奇思異想；它也並不是一種感覺，盡管很難想像一個具有想像力卻不敏感的人。想像力是一種幾乎神聖的能力，它能夠在哲學方法之外，首先看到事物的隱秘、秘密的關係，它們的契合與類比性。
第三種詮釋涉及詩的語言的能力。既然世界本身就是一個象形文字般的文本，而且其意義隻有通過詩人的想像力而顯示出來，那麼，世界這部大書就給了詩歌語言及其詩歌意象一種本體論上的保證。詩歌的意象並不是偶然、無價值的；它們具有一種深刻的意向性，將它們與之相契合的自然界事物聯係在一起：
在一些好的詩人那裏，沒有一個隱喻、比喻或者修辭詞不是在現今情況下的一種數學般準確的改編，因為這些比喻、隱喻和修辭詞是從普遍的類比性的永不枯竭的材料中汲取的，而且它們不可能從別處去汲取。
所以，在提到泰奧菲勒·戈蒂耶的時候，波德萊爾又說道：“普遍的契合與象征主義，乃是一切隱喻的巨大資源庫。”詩歌語言具有一種意象上的真理性，它是以世界的實質為保證的。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說，對語言的巧妙運用，可以完成“某種具有暗示性的魔法”。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詩性的晦澀在重現世界的“模糊的話語”時，可以自稱能夠在詩歌的微型世界中，辨明“象征的森林”，而正是這象征的森林構成了神聖創造的“宏觀世界”。
耐人尋味的是，正是一次無與倫比的音樂體驗，使得波德萊爾本人在詩歌創作之外，親曆了一次“契合”。這次體驗，來自瓦格納作品的演出。1860年1月25日與2月8日，瓦格納在巴黎的意大利人劇院開了音樂會，由他本人親自指揮樂隊與合唱團。在節目單上，有《幽靈船》序曲、《湯豪舍》和《羅亨格林》的片斷以及《特裏斯坦》的前奏曲。波德萊爾觀看了這些演出，並在2月10日左右向他的摯友馬拉西表示：“這在我的腦子裏真是一件大事。”然後在2月16日，又寫道：“這一音樂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樂之一；我大概已經有十五年沒有感到這樣飄然欲仙了。”17日，他給瓦格納本人直接寫了一封信，信中充滿了激情與欽佩，同時有機會詳細地描繪了他本人在音樂的陶醉中感受到的“契合”體驗。這封信寫得非常美，值得全文譯出：
先生：
我一直認為，不管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已經多麼習慣於榮耀，他對一種真誠的誇獎還是不會無動於衷的，尤其當這種誇獎就像是一種感謝的呼聲，更何況這一呼聲具有一種特殊的價值，因為它來自一位法國人，也就是一位不太知道熱情為何物，而且出生在一個對詩歌、繪畫與音樂都很難達成共識的國度裏的人。首先，我要向您說，多虧了您，我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音樂上的愉悅。我已到了一個不再以給名人寫信為樂的年齡，而且可能還會一直就這樣猶豫下去，是不是應當通過寫信來表達我對您的欽佩，假如我的眼睛不是每天都看到一些可笑的、不與您相稱的文章的話。因為在這些文章中，人們做出的努力都是在詆毀您的天才。先生，您讓我為我的祖國感到痛苦、為之臉紅，雖然您不是第一位讓我產生這種感覺的人。所以，憤怒促使我一定要向您表示我的謝意；我對我自己說：我要與所有這些蠢貨區別開來。
我第一次去意大利人劇院聽您的作品時，並沒有作好完全的準備，而且，我必須承認，我當時還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偏見；但這是可以原諒的，因為我多少次受了騙、上了當；我聽到了多少自視極高的江湖騙子的音樂。但我立刻被您征服了。我所感受到的是不可描述的，而且假如您不會覺得好笑的話，我要試著來表達我的感受。首先，我覺得我好像曾經聽過這音樂，後來，我仔細想了又想，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幻覺：我覺得這音樂仿佛是我的，我認出了它，正如所有注定要愛一些事物的人認出這些事物一樣。我這樣的一句話，對所有並不具有精神性的人來說，都會顯得可笑的，尤其是出自我這樣一個不懂音樂的人，要知道，我那所有的音樂教育僅限於聽過——倒是帶著極大的樂趣——韋伯與貝多芬的幾首好曲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