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主義者們大都認為世界是一部神秘的大書，具有自己深奧難懂的語法，需要人們去進行解碼、傳譯，而詩人則是唯一具有這一能力的人。在波德萊爾的“契合”說中，已經包含了這樣的含義，上文已經提到。有意思的是，波德萊爾本人喜歡用具有“翻譯”與“表達”雙重含義的“traduire”一詞，來故意營造出某種曖昧性。在“五感”之間的契合，他也喜歡用“傳譯”一字來表達。在著名的致瓦格納的信中，他就明確表示要用文字來“傳譯”對音樂的感受，用色彩來“傳譯”音樂，等等。所以，作為象征主義詩人們的鼻祖波德萊爾，本人就是大翻譯家，絕非偶然。波德萊爾在世時，除了因《惡之花》的審判醜聞而為圈內的一些文人所知以外，主要是作為愛倫·坡的譯者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而且，波德萊爾一生，主要靠翻譯愛倫·坡而獲得了一些稿費收入。在對待愛倫·坡的態度上，波德萊爾也是帶著一種真正的“合二為一”、“相融無間”的態度，堅持認為他之所以翻譯愛倫·坡，乃是因為他認為愛倫·坡的作品就跟是他自己的作品一樣。奈瓦爾（Gérard de Ner val）翻譯歌德的《浮士德》，被認為是最好的法語譯本，他抱有的，同樣也是一種“浪漫主義”的融合與再創作態度。波德萊爾與奈瓦爾都成了詩人譯詩最高境界的代表。梁宗岱追隨了這些榜樣，在一種浪漫主義式的主客觀交融，以及象征主義的“聖書”解讀的前提下，完成翻譯工作。
梁宗岱從1924年秋天抵法國，一直到1930年夏赴德國的海德堡大學學習德語，整整六年的留法經曆，由於第一年留學主要是在瑞士日內瓦鄉村居住，在日內瓦學習法語，所以真正可以說在法國本土上生活的時間，應是五年。在短短的五六年時間內，成為與大詩人（桂冠詩人）交往的好友，進行中、法互譯，並為對象征主義進行總結、探索新詩的道路做出了深厚的鋪墊，這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是隻有那一代文學家們才能實現的奇跡之一。
在視力所及中，梁宗岱直覺地感受到了一種跨越中西方而可以相通、相融的東西。本能的樂觀使他看到的相同處，高於相異處。而作為一位穿梭於其間的人，他以這種穿梭的本身（翻譯是這種穿梭的最佳體現）為樂，在這一穿梭中實現了他自己最大的理想與實踐追求。以波德萊爾譯愛倫·坡的例子，以及斐茲哲路翻譯《魯拜集》的例子自引，代表了梁宗岱在謙遜之後的真正認同。“前者的靈魂，我們可以說，隻在譯波斯詩人的時候充分找著了自己，愛倫·坡的奇怪的想像也隻在後者的譯文才得到了最高的表現。”這就體現出了梁宗岱的翻譯觀，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聖書翻譯”的態度。這一麵對聖書時的態度，同時是一種詮釋學的態度。可以說，一切的現代翻譯理論與詮釋學理論，都建立在“書”是一種神聖之物的基本假設之上。梁宗岱在翻譯作品的選擇上，挑的都是些大作家，也就是說，他的姿態是一種心靈寄托，他是一種神殿的守望者，在他的表達上的表麵矛盾之上（既然做不到波德萊爾的程度，為什麼還要相信自己的翻譯可以達到與原作一樣的高度，尤其是相信這一詮釋學的前提：讀者的共鳴？）其實可以看出梁宗岱麵對作品時的樂觀態度。他的翻譯實踐與其中隱含著的“聖書情結”，成為翻譯中的一大課題。這既是中國曆來翻譯理論與實踐的精華，同時也造成了某種誤區：即翻譯，就必須是高於自身的作品，這是一種僧侶（包括西方僧侶）麵對經書時的態度。而在這一態度之下，又必須有另一個前提，即自己是這一經書的（最好）闡釋者之一。換言之，這種態度是一種神秘主義的態度，也就是說，神聖的話語可以在自己身上“流過”而不“走樣”，是與一種“附體”、“通靈”的學說同一聲氣的理論。這一理論至少需要兩個條件：
①蘭波式的“通靈”學說。
②作為傳道的工具，可以同樣具有創造性。否則這簡單的“傳道”過程，便失去了藝術價值，尤其當這“道”不太明確的時候。
法語是梁宗岱掌握得最好的外語，即使在他最精美的漢語文字中，也常常流露出法語化的傾向，可見其浸淫既久，已經不知不覺成為自己的個人語言的一部分。這在他翻譯成法語的《陶潛詩選》中也可以看出。梁譯陶詩的法文質樸而不失趣味。他的法語譯文純粹、精練，而且具有一種彌足珍貴的清晰與平淡。這跟一個外國人的用詞也有關係。一個並非母語的人創作，絕對不會以詞彙的華麗與詞藻的豐富而取勝，說得通俗、不敬一些，從翻譯的一般規律上來講，將自己的母語譯成外語，是很少有理解上的問題的，而且由於在外語表達上畢竟還不能太“遊刃有餘”，所以會具有一種天然的“忠實性”與“直譯性”。而反過來則不同了。一方麵總會存在外文理解上的問題，即使像梁宗岱這樣悟性極高的外語天才，另一方麵，則有母語盡可馳騁的空間，所以在原文本與譯文之間的距離可以是巨大的。當今中國翻譯界的“臆譯”之書數量之多，到了驚人的地步，就是這一基本的、非理論性的翻譯規律的一大體現。
梁宗岱的翻譯是十分嚴肅的，由於他對詩歌語言與形式的高度把握，所以能夠在詩歌的各項元素上進行某種“對等式”的互譯，他本人的“商籟體”創作，以及對外國詩歌的格律的精當研究，為此做出了重要的保證。但梁宗岱同時自己是個詩人，而且是具有非常強的主觀世界的詩人。他的“共鳴”觀，尤其是心靈“融洽無間”的“神秘主義”交合觀，使得翻譯依然成為一種主觀創作的產物。因為心靈也許可以“融洽無間”，語言作為不同的材質卻是無法“融洽無間”的，唯有“再度暗示”，才有可能達到某種意境上的同向指向性。
細觀梁宗岱的一些翻譯作品，可以看出他一直帶有以“神秘主義”的“融合”為基礎的翻譯態度。在這種態度的指導下，融合的、“再創作”成分還是非常大的，正如梁宗岱在《譯事瑣話》中所說：“我認為，翻譯是再創作，作品必須在譯者心中引起深沉雋永的共鳴，譯者和作者的心靈達到融洽無間，然後方能談得上用精湛的語言技巧去再現作品的風采。”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梁宗岱提出的方法卻是與再創作的原則相違背的：“至於譯筆，大體上以直譯為主。”這種“直譯”可以非常忠實，甚至“不獨一行一行地譯，而且一字一字地譯”，“最近譯的有時連節奏和用韻也極力模仿原作”。這一翻譯觀與梁宗岱的象征主義美學觀休戚相關：對靈魂的追求，對語言工具的高度重視。梁宗岱本人對自己的翻譯是十分滿意的，他認為自己在翻譯瓦雷裏、波德萊爾和魏爾倫的作品時，“做到了再現作品的意蘊和風格”。
下麵我們就來觀察一下梁宗岱的一些譯文（限於本人學識所限，也出於舉例的目的，將譯文定在法語作品上，尤其著重看看梁宗岱本人滿意的瓦雷裏、波德萊爾與魏爾倫作品的翻譯），試圖看出這一神秘主義翻譯觀的具體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