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此時的梁宗岱具有現象學的觀點，並非僅僅依憑此信中的一些引句。梁宗岱在1924年發表的（也就是在《屈原》與《試論直覺與表現》之間）《非古複古與科學精神——試論中國學術為什麼不發達》一文，在展示他對科學思想史方麵的興趣與知識之外，為這一“現象學”理解提供了佐證，更為他幾乎放棄詩歌創作，從事製藥工作這一人生重大的選擇做出了某種邏輯的解釋。
在這篇主要提出了“中國缺乏學術上的超然性與客觀性”這一命題的論文中，梁宗岱再一次表現出對主客性問題的反思，以及對“直覺”這一概念的、建立在柏格森思想上的新認識。他在引用普安卡雷（Poincaré）（梁譯普恩迦赫）提到科學發現的例子時，這樣定義“直覺”：“直覺是一種超常的組織的想像力與抽象力。”這一“直覺”概念，已經非克羅齊體係中的“直覺”，而是柏格森的。正如20世紀法國大哲學家德勒茲在解讀柏格森主義時指出：在柏格森那裏，“直覺”已經上升到了某種“方法論”的地步，它已經具有排除問題（尤其是排除假問題）、提出問題（而提出問題就相當於找到答案）這樣的組織能力與能動性。普安卡雷的思想深受柏格森的影響，兩者有許多共同之處，是哲學史與科學史上人所共知的，梁宗岱對普安卡雷的例子的引用，必須聯帶有柏格森的思想。然而，正是同樣對普安卡雷的思想的認識，為他帶來了現象學的認識論，和一種新的主客觀關係，即使在該文中，限於討論的主題的性質，隻是體現在科學中。
普安卡雷反對科學研究中的純客觀性觀點，而是強調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之間的關係，照梁宗岱的說法，“他把科學底研究對象，從那一無裝點的，完全在我們心外的世界引到那外在世界與我們心靈裏所產生的感覺，或者，較準確點，引到我們底心靈和外界接觸所產生的關係上”。梁宗岱敏銳地看到了，即使在最為嚴謹的“純客觀”的數學與物理學中，思想者與發明者的主觀能動性也是不可忽視的。這一點已不僅僅限於科學與藝術、文學上的相通，或者科學與藝術、文學之間可以互相提供靈感，而是一種嶄新的認識論與世界觀的誕生。普安卡雷認為：“人類的智慧自以為在大自然裏所發現的和諧是否離開這智慧而存在呢？決不。一個完全離構想它，看見它或感到它的心靈而獨立的實體是不可能的事。一個那麼外在的世界，即使存在，對於我們也是無從接觸的。”
這樣一種思想，當然合反對機械的自然主義、推崇心智的能動性的梁宗岱的意。柏格森的理論能夠為象征主義者們帶來新生，也是出於同樣的機製。梁宗岱從普安卡雷的觀點中，得出了現象學的結論：
科學世界的客觀的實體不在外麵的世界也不在我們底心內，而在兩者底聯係中。
他引用了布倫福維克（梁譯白洪樹微克）的“小孩數人”的比喻，說小孩子在數人數時，往往會把自己忘記，因為在數別人的時候，他是數數目的心靈，而忘了自己的身體，忘了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員：“19世紀以前的科學家就等於那忘了把自己數進去的小孩，而現代的科學卻是那被提醒了他自己的存在的。”再沒有比這樣一種觀點更現象學的了。海德格爾正是強調了這樣一種人與世界的關係而為整個現代詩歌帶來了新的方向。
這樣的現象學結論，不光來自普安卡雷一人的科學思想。淵博、好奇的梁宗岱把愛因斯坦的宇宙相對論思想，以及量子科學的理論的最新成果也考慮在內，指出在無限小的宇宙中，“空間的概念再不能和平常一樣簡單”，“再不能不把觀察這件事實所引進觀察者的東西計算在內了”。德布羅意（梁譯德布洛義）的波動力學思想，也為梁宗岱提供了這一現象學論斷的例子。饒有興趣的是，浸淫在象征主義中的梁宗岱，在閱讀德布羅意的著作時，也不忘“尋找象征”：
當我們與發生關係的不是一個獨自在一定的力場裏移動的微粒，而是一群互相排擠的微粒時，波浪底象征性更加明顯了，因為我們再不能把波浪當作在普遍的空間傳播了；那傳播應該被想像為在一個性質抽象的‘空間形勢’（configu-ration）裏施行。這波浪象征地代表那從觀察所供給的原始狀態出發的概然性底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