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詩壇上，梁宗岱代表了一個獨特的現象，在中國20世紀上半葉眾多的越洋求學又歸國的知識分子中，梁宗岱更代表了一種獨特的人格。他繼承法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優秀的人文主義傳統，以自己特有的秉性與才華，在幾次重要的與國外大師的相遇中，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智性發展道路。瓦雷裏這位集大成的象征主義之後的、帶有古典傾向的詩歌大師，為他帶來了一個西方詩歌創作的大家庭，使他在紛紜、混沌、令人眼花繚亂的西方思想與藝術界中，找到了自己的承接點與位置，並終身對之忠誠；雄厚的中國國文、古詩傳統，使他一直具有一種高屋建瓴、博大寬廣的意識域，並很快形成自己獨特的思維辦法，係統性地進行中西比較。這一方法使得他在中、西方古典詩歌與思想中，架起了一些重要的比較參照體係，並以這些重要的參照體係為主體，輔之以無數衛星般的小型參照體係。這一主次分明、層層疊繞的比較體係所形成的張力，產生出思想激蕩的波浪，湧現出許多洞明深遠的思想火花，從而為中國新詩以及批評與學術，提供了寶貴的遺產。
這一遺產並不局限於新詩。從新詩創作的數量上來講，甚至從質量上來講，梁宗岱的詩歌成就並不能使他躋身於中國20世紀最偉大的詩人行列，然而，他的純粹性，以及對個體、自我的忠誠，使他的整個精神曆程具有極高的代表性與榜樣性。他的價值，與他所推崇的象征主義詩人們一樣，有時並不體現在他們創作的作品本身上，而在於他們的本身行為對陳舊的束縛或者同時代的低俗的抵製上，在於他們對靈魂的未知領域所進行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以及對於形式完美的殉道者般的追求上。
在象征主義的不同方麵之間，存在著一種認知學上的斷層，從而區分出兩種主要的不同傾向，既是共生的，又是相互排斥的：一方麵，存在一種“深奧的”或者“魔法般”的象征主義，它試圖掩飾一種真正的表現危機，而其實它自己本身也已經處於這種危機之中；另一方麵則是一種更為現代的象征主義，它認為隻有在符號的內在性中，才能使得藝術的象征源泉得到更為深化。這一點清楚地體現在當時人們對象征的不同看法上，有的人認為它是跟一種對詩歌的超驗觀點聯係在一起的，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它就意味著一種對符號的純物質性的觀念，語言隻有在嚴格的內在性中，才能得到理解。
正是這一並存的曖昧性，使得象征主義既是超前於它那個時代的，它一方麵直接為現代鋪了道路，另一方麵，又回到了浪漫主義。
梁宗岱深深地意識到了這樣一種雙重性。他麵對新詩這一巨大的實驗場所裏產生的焦慮與企盼，對過去的依戀——中國古老的詩歌傳統為他提供的“超驗”土壤——以及對未來的展望——語言本能的再鑄可以帶來的種種可能性，使他處於一個獨特的地位：激情（再鑄詩歌語言）與失望中的懷舊（“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似的悲哀）。宇宙意識使他成為浪漫主義一麵的象征主義與中國古代燦爛的詩歌傳統的中介，而語言的嚴格性（內在性），又使他再度回望古詩的語言含蓄與凝練。《蘆笛風》是這種矛盾心情的徹底表現，既是一種退縮，又是一種期望。
與朱光潛的爭論，再一次表明了梁宗岱的曖昧性：在追求真正的靈魂世界這一點上，他與朱光潛的美學出發點完全是相同的，然而這種純粹主觀世界，將現實世界徹底視為意誌的表現的叔本華主義，否決了這種對語言的物質性以及大自然的實在性的眷戀，中國傳統的自然主義進入了象征主義的內核，要求的更是主客體的交融，而非對客體的徹底抹殺。
與法國象征主義者們一樣，梁宗岱整個創作過程中的缺陷，同時也是他的成就。這一貌似悖論的結論在於，他高度的意識發展在成為禁錮他本身詩性的自然萌發的同時，對許多人們固有的成見進行了鞭辟入裏的分析，指出了大規模的“中西交融”表象之下的許多混亂之處。他的許多著名論爭與辯論，圍繞一些他最為關注的主題詞，如象征、崇高、契合、直覺等，為中國思想在與西方新思想的相撞時產生的一些誤區排除了許多似是而非的疑點；同時，他高度發展的意識，使得他真正感受到了現代性的意義，在幾乎孤軍奮戰的情況下，一直保持著個人的清醒與人格的獨立。在作為相對與大眾脫離的士大夫意識或“僧侶”意識的同時，他保持著為民、濟世的質樸心理，從詩歌創作，走向製藥實踐，以另一種方式，實現著他的“提煉”、“升華”的誌向，從精神走向物質，從書寫走向行動，從“字句的煉金士”走向真正的物質的“煉金士”，嚐試著古代玄學與現代科學之夢，從而圓滿地完成了他作為大自然與民眾之間的媒介的神秘主義者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