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後，與中國傳統的中醫學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相互滲透，相互補充，為中華民族的健康與繁衍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曆史貢獻。
佛教發源於古印度，東漢時傳入我國。佛教從一開始便得到了政府的認可與崇信，所以有著堅實的基礎和規模。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普通百姓也很容易從佛教宣揚的靈魂不滅、生死輪回、因果報應等思想中找到一條精神解脫的道路。因此，佛教在中國穩定流傳著。但任何一種文化被移植後，都必須與當地的文化相融合，才能有發展的前途。所以，佛教也融入了中國的文化係統中，其中當然包括中醫文化。
佛教的思想理論、修煉方法與中醫藥學的結合，是由一大批特殊的醫家群體完成的，他們就是所謂的僧醫。
在我國曆史上，有很多僧醫在佛教與中醫文化的融合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如唐代高僧鑒真和尚，曆經磨難東渡日本，在傳播佛教的同時行醫治病，著有《鑒真上人秘方》，並親自校正了當時日本草藥學中許多名不符實的錯誤。鑒真和尚被日本藥學界推奉為祖師。再如北宋的洪蘊。他13歲出家，隨師習醫，以致成為京師名醫，受到宋太祖趙匡胤的“召見”，賜予連文臣武將也難得的“紫方袍”及僧人罕有的“大師”稱號。宋真宗趙恒也對他尊崇有加，表明其醫術非同尋常。其診切之工，被人傳成神話，“每先歲時言人生死，無不應”。其湯劑精至，以致多次被皇帝大臣召見看病，被信用的程度高於專職的禦醫。
正如儒醫以儒論醫、道醫以道論醫一樣，僧醫在行醫上也有自己的特色。
首先，托佛行事。僧醫慣用佛理論醫，將醫藥納入佛教體係，以佛教思想統撮醫藥理論和診療行為。《集異記》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則驗案。
據說，工部尚書邢曹進被飛箭射中，箭頭留在骨肉中，拔不出來，非常痛苦。一位胡僧醫就給出一秘方，即將一種飴糖滴入創口，使箭頭活動，這樣容易於拔除。但是這件事卻被演化成另一種說法：邢曹進的妻子兒女為他“廣修佛事，用希慈蔭”，邢曹進就在晚上夢見了僧醫，得到了神僧的指點和佛的恩祐。這樣說的目的是說明醫藥的作用微不足道，完全是佛法威力的體現。
其次，僧醫重醫德。僧醫根據佛教中眾生平等的教義，總是以大慈大悲的情懷，善待一切患者，尤其同情憐憫貧賤危難中的人。僧人原本非常注重清靜，但他們卻把被家庭和社會拋棄的麻風病人收養起來，和他們一起吃飯，為他們洗浴吮膿治病。這種置生死於度外，不怕傳染和臭穢的做法，是一般俗醫望塵莫及的。
最後，僧醫善用心理療法。古人說，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這一概括較為中肯。曆史上的僧醫，很多在診病施藥的同時，總不忘為病人“說法”，或念咒誦經，其目的無非是從調節患者的心理入手，達到治病的目的。
此外，僧醫在治療腳氣病、瘴氣帶來的傳染病、解五石散中毒以及正骨療傷方麵都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僧醫畢竟承擔著雙重的社會角色，他們既是僧也是醫。作為僧人，修行佛法。作為醫家，他們從事防治疾病的理論研究和臨床實踐。這種雙重角色對於佛教無損，但對醫學來說，卻有一種局限。僧醫把自己、他人特別是患者的生命及病理現象，均納入神秘之中。這對普通人對病的認識有一種誤導。很多僧醫的知識結構狹窄偏頗。僧徒每天的必修課是誦讀佛經、參禪靜坐，有時要進行法事活動等，他們沒有時間、精力去研讀佛經以外的著作和其他知識學問技術。作為佛教徒，他們與結婚生子、家庭生活無緣，與此有關的經驗知識也就無從取得。這些都是不利於醫藥理論的學習和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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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醫治愈鄺子元的心理疾患
明代江灌《名醫類案
顛狂心疾》中記載了一個用佛教教義治療心疾的病案：明朝翰林子元因在皇帝麵前失寵，百無聊賴，最後憂鬱成心疾。病不發時與常人一樣，病發的時候，昏如夢，常說瘋話。後來，真空寺的老僧用佛教哲理分析了過去、現在、將來三種妄念，勸他拋棄“幻心”，離開苦海，參定坐，掃空欲念，形成“覺心”，這樣，心疾就會痊愈了。
子元接受老僧的規勸後，運用澄心靜默的辦法，一個多月就治愈了他的心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