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中國批評家很少有係統地闡述他們的詩論，他們的理論見解大多散見於詩話、筆記、書簡、語錄，以及為總集或別集所寫的序跋之中，加之大部分批評家對自己所用的術語，未曾給予清楚的定義，因此，想用中文以外的語言討論這些詩論，首先就會遇到搜集的困難和翻譯的困難。解決前一個困難的辦法，尚可盡量利用批評資料彙編或批評史著作提供的資料線索。相比之下，解決後一個困難的難度更大，因為翻譯就是解釋和下定義。考慮到上述雙重的困難，劉若愚另辟蹊徑，提出關於詩的兩個問題來集中加以解決。第一個問題是詩是什麼，或者詩應該是什麼？第二個問題是詩該怎麼寫？或者更明確地提問：寫詩時至關重要的是什麼？不論是靈感，或情感，或技巧，或其他別的，都在討論的範圍之內。
針對上述兩個問題，劉若愚在《中國詩學》中篇“中國的傳統詩觀”中，對古代中國各派批評家的詩學觀念加以梳理剔抉，他將中國傳統詩學的理論歸納成四種頗具代表性的詩學觀念，即“道學主義詩觀”（the didactic view），“個性主義詩觀”（the indi-vidualis t view），“技巧主義詩觀”（the technical view）和“妙悟主義詩觀”（the intuitionalist view）等，分別加以闡釋。
（一）道學主義詩觀
持道學主義詩觀的主要是正統的儒家學者，對於詩是什麼的問題，他們的回答是：詩是一種道德教訓。因為以德化人是儒家的政治理想，所以詩的功用也包含著對社會和政治事件的“諷諫”。第一，詩被當作影響個人道德的一種手段。其次，詩應該反映人民對政府的感情並且暴露社會的弊病。第三，詩的風格應該是“雅正”的，庸俗的或過度的感情，反叛的思想，以及誇飾的語言都在屏棄之列。
對於應該怎樣寫詩的問題，道學主義詩家的主張是：第一，以《詩經》為榜樣，模仿古代的詩人；第二，注重格律，盡量與古代詩人一樣使用格律，模仿便有幾分相似；第三，指責對詩的感情造作和語言的過分雕琢；第四，評判詩歌以主題思想為首要標準，風格和藝術技巧被放在次要地位。
劉若愚所舉出的道學主義詩觀代表人物有孔子、《詩大序》作者、白居易、沈德潛等等。唐代韓愈和宋代理學家“文以載道”的觀點，也當列入此類。
（二）個性主義詩觀
持個性主義詩觀者認為：詩是個人情感的表現。劉若愚舉出兩位代表性的批評家，一位是金聖歎，一位是袁枚。金聖歎認為：“詩非異物，隻是人人心口舌尖所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袁枚認為：“詩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諸身足矣。其言動心，其色奪目，其味適口，其音悅耳，便是佳詩。”劉若愚認為，二人對詩之觀念同中有異：其一，金聖歎認為詩是所有人共有的情感表現，袁枚則認為是詩人獨特個性的表現；其二，金聖歎把感情當作詩的一切，袁枚則強調詩的審美要素和感性要素。一個詩人之所以不同於另一個詩人，就在於構成其本性之一部分的特殊感性，在這點上，袁枚表現出超越金聖歎的識別力和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