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是“愛惜名譽”。遊俠的誠信，同他們看重名譽很有關係。司馬遷說他們：“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韓非子也說他們：“立節操，以顯其名。”如果說遊俠的行為並非全盤出於利他主義，那麼他們唯一自私的動機就是想要揚名於天下。
八是“慷慨輕財”。遊俠隻要名不要利，一位遊俠，可以揮金如土，一擲千金，也可以從朋友處坦然接受一大筆贈予。這並不是說遊俠不愛錢，隻是說他們對錢財沒有強烈的所有權觀念。他們有福同享，有苦同嚐，有難同當。
劉若愚所總結的遊俠八大信念，在後來的有關著作中影響很大，征引率很高，其他研究者又從不同角度作出補充。陳平原說：“劉若愚最早在《中國的俠》一書中列舉了‘俠’的八種特征；其後，侯健在《武俠小說論》中總結‘俠’的十種特征，隻有第一條‘尚氣任俠，急人之急’與劉若愚所講相符；而田毓英在《西班牙騎士與中國俠》一書中列舉‘俠’的十一種特征，崔奉源在《中國古典短篇俠義小說研究》一書中列舉‘俠’的八種特征，又都各有自己的說法。仔細分辨，不難看出各家所賴以觀察的角度不同，故其結論相去甚遠。劉著目的是介紹中國文化中可以統稱為俠的這一側麵，包括史書、詩文、小說、戲曲，因此下定義時基本上沒有依據古人史書中的看法，更多的是依據現代人的閱讀印象；侯氏則先確定‘最早的武俠小說，應當是唐代的傳奇’，故依據《太平廣記》所收二十五篇‘豪俠’小說來給‘俠’下定義；田作從比較文學的角度，更多著眼於中國的‘俠’與西方‘騎士精神’的區別；而崔書主要依據司馬遷、班固等史家著作，考察的是古代‘俠’的形態。盡管各家所述都言之有理，可都很難作為武俠小說研究的理論基點。”因此，陳平原認為：“武俠小說中‘俠’的觀念，不是一個曆史上客觀存在的、可用三言兩語描述的實體，而是一種曆史記載與文學想像的融合、社會規定與心理需求的融合，以及當代視界與文類特征的融合。關鍵在於考察這種‘融合’的趨勢及過程，而不在於給出一個確鑿的‘定義’。”
台灣學者龔鵬程認為曆來學者對於俠的定義都是有問題的，是一種正義的迷思，他說：“我們賦予俠很多優美的品質，卻淡忘了他們積存在曆史黑暗麵的穢惡；不斷讚美他們對不公道秩序的反擊，卻無意追問這種反擊是否出自盲目的非理性衝動；更不會想想在反擊的過程中，由於俠之輕賤生命，枉殺了多少無辜良民，造成了多少不公道；至於社會秩序本身是否真的不公道、追求公道是否即必須打破如‘王孫公子/農夫’這樣的社會階層劃分？其‘替天行道’，是否隻是代表了個人權利和社會整體利益之間的衝突、還是任意擴張自己權利的借口？假如這些，都不曾在我們的研究中出現，那麼，截至目前為止，我們雖然已經有不少的俠之研究論著，但那都隻能稱為正義的迷思，除顯示他們對俠的‘意底牢結’（ideology，意識形態）之外，恐怕不能稱為學術研究。”
龔鵬程指出俠的負麵特性是獨具慧眼的，但是他對過往研究論著的全盤否定顯得相當輕率。其實，劉若愚在總結遊俠的八大信念之後，曾作出補充說明：
一方麵，並非所有的遊俠都一絲不苟地奉行這些信念，正如並非所有儒家信徒或基督徒都恪守他們的教旨一樣。這隻能歸咎於人性的弱點，而不能單單苛求遊俠。另一方麵，遊俠並非十全十美的完人，遊俠有嚴重的缺點，即使是身體力行上述信念的遊俠也是如此。例如，其一，遊俠未免熱衷鬥毆，輕率行事，有冒犯他們的，他們就要報複，也不管這冒犯是真的冒犯，還是他們自己的誤解。其二，遊俠的正義感是打折扣的，他們考慮問題隻從個人出發，置整個社會於腦後；所以，盡管他們樂於助人，那也隻是有利於一部分人，無益於大眾。其三，遊俠無視社會法律，雖然替個別人伸了冤，卻因此而加深了社會秩序的混亂。
由上可見，劉若愚不僅談到遊俠的主要優點，也談到遊俠的嚴重缺點，他的研究具有客觀的全麵的眼光。當代學者研究中國傳統文明中的遊俠現象，既需要發掘遊俠的正麵價值，也需要指出其負麵影響，那才是客觀公正，於古於今皆有利的研究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