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漢學界在過去的二十年左右的時間裏，用英語寫成的或直率或含蓄地聲稱旨在對中國詩歌進行批評性研究的書和論文如雨後春筍般多起來。劉若愚在此書《引言》中針對這種現象提出了三個問題：這些寫書的人是誰？他們寫作為了什麼？他們為誰寫作？劉若愚自己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是，大概說來，用英語寫有關中國詩歌論著的批評家可以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以中文為母語的人（不管哪種方言），他們在中國出生接受教育，但現在居住在說英語的國度或至少在以英語為主要教學媒介的學術機構中工作；第二種是以英語或其他歐洲語言為母語的人，他們將中文作為研究對象，以教學或研究中國文學為職業。
劉若愚自己顯然是第一種身份的批評家，像宇文所安則是第二種身份的批評家。雖然也有些交叉情況，但大致仍可劃分為兩類人士：如有的人第一語言是某種中國方言，接受的教育卻主要是英語；還有的人，他的母語是英語，但在中國生活了很多年。上述這兩種類型的學者都可以稱為跨語際的中國文學批評家。
至於“為什麼寫”這個問題，劉若愚的回答是：憤世嫉俗的人也許認為實際上所有寫有關中國詩歌論著的書的人都是學者。在他的想像中，學者的生計就是寫作出版，否則隻有毀滅。但是，除開實際動機，劉若愚認為大多數人真誠地希望他們有關中國詩歌論著的著作能夠給他們自身和讀者提供一些精神上有意義的東西，盡管他們這種目的一般很難清晰地確定。
關於“為誰寫作”的問題，劉若愚認為，盡管可能為一種以上的讀者寫書，但如果是為不懂中文的西方讀者寫作，就有必要做一些簡單的技術化調整，比如將專門討論放到腳注裏，把書目裏的中文作品和那些用西方語言寫的分開。
對上述三個問題的回答，實際上體現了作為一位語際批評家對自己身份位置的反思與自覺性的思考。在確立了語際批評家身份的基礎上，接下來的問題是：“寫什麼？”和“怎麼寫？”
關於“寫什麼”的問題，劉若愚說，他意識到有些西方學者認為用英文寫有關中國詩歌論著的書應該局限於翻譯和參考注釋，不應嚐試進行批評。這樣的謙遜當然值得表揚，但不能完全把人們從共同承擔具體批評的闡釋和評價這些麻煩的責任中解脫出來，因為翻譯是闡釋的一種形式，盡管既不是必要的（除了在跨語際的情況下），也不是足夠的，而且所翻譯詩歌的選擇暗示了一種優於其他的價值判斷，即使這不是獨立見解的而是從本土批評者中借鑒過來的。個人當然有權把自己局限於翻譯和參考，但不能阻止他人想公開闡釋和評價。
關於“怎麼寫”的問題，劉若愚主張采用中西比較的方法。他首先批評生搬硬套西方文論術語的學風：
一些人無論承認還是不承認，實際上都是從這種或那種西方現代批評流派中借用術語、概念、方法和標準，他們使用像“原型”和“文本間性”這類詞語卻沒有仔細審視它們精確的意義或考慮將之套用到中國詩歌的適用程度。相似的情況還有把最詳細枯燥的符號分析套用到沒有名氣的中國詩歌最簡單的類型上，並帶有讓人印象深刻的圖表，實際上卻沒有真正的理解。
其次，劉若愚雖然不讚同把現代西方批評術語、概念、方法和標準不加區別地應用到中國詩歌上，但他也不同意走到另一個極端，堅持隻能采用傳統的中國方法來研究中國詩歌的觀點。他提出如下四點理由：
第一，傳統中國批評並不是一種單一的方法而是包含著各種詩歌觀念，這點劉若愚在其他地方已經說過。確實劉若愚強調中國傳統關於文學的思想的多樣性，在劉若愚看來那些希望描繪出“中國文學觀”單一圖畫的人流露出了和製造出所有中國人看起來都是一樣的這樣一個流行神話的人相同的心態。
第二，中國傳統批評術語和概念在被用到英語以前本身就要求闡釋。
第三，傳統中國批評者所麵對的是有共同教育和文化背景的知識精英讀者群，所以覺得理所當然不需要說明他們使用的術語或指出參考注釋對象，而用英文寫作的批評者絲毫不認為這些理所當然。甚至今天用中文寫作的人們也不假設讀者熟悉中國古典文學的整個傳統。
第四，不管願意與否，用英文寫作這一事實本身使語際批評家成為比較主義者。隻要人們一使用“詩歌”這個詞，他就假設認為英語中的“poetry”和中文裏的“詩”有共同之處。這兒我們已經陷入麻煩中，因為還有一些既可以又不可以被認為是“詩歌”的文學類型如“詞”、“曲”、“賦”。采取比較方法確實有更積極的理由。如同喬治·斯坦納（George S teiner）已經正確觀察到的，“文學應該用比較的方法來教學和闡釋”和“文學中沒有沙文主義的容身之地”。
通過比較的方法使學習中國詩歌的學生意
識到他國詩歌和批評傳統，使學習西方詩歌的學生意識到中國詩歌和詩學，有助於避免文化的沙文主義和狹隘主義。同時，這樣一種方法也使人們以更寬廣的視野來看待文學，提供了對文學的新理解，因為人們常常通過比較意識到一種特定語言寫成的詩歌如果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區別於其他的特征。例如對其他語言一無所知的中國批評者可能不會知道調式是中國詩歌的獨特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