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若愚本人的學術道路可以作為語際批評家身份的確立和對比較詩學方法的認同的一個絕佳的案例。
作為一位語際批評家，劉若愚很自然地受到中西許多作者的影響。當他在《中國詩學》一書中第一次勾勒出“詩歌是對‘境界’和‘語言’的雙重探索”的理論架構時，這個理論就一部分源於他原來命名為妙悟主義者後來命名為形而上學者的某些傳統中國批評家——嚴羽、王士禎、王國維，另一部分則來自如馬拉美和艾略特的象征主義和後象征主義者。而在對中國詩歌處理的方法邏輯層麵上他受到了新批評家理查茲和燕卜蓀的影響。最後他在《中國詩觀再探》一文中進一步闡明和發展這個理論，其中他提到（不一定讚同）理查茲、韋勒克、威爾遜·奈克和溫賽特等等。再後來，當他寫《中國文學理論》時開始閱讀現象學者像胡賽爾、梅洛-龐蒂、羅曼·英加登和杜夫海納等人的作品，他為自己和英加登、杜夫海納的某些文學觀點的相似性感到萬分驚訝。例如，當他寫到：“每首詩歌都表現了自己的境界”，它是“詩人外在環境的折射和一種全部思想的表達”，或當他寫到“當詩人想在詩歌中表現一個境界時他探索了語言的所有潛能；而讀者跟著詩歌的文字結構重複這個過程再創了這個境界”時，他還不知道英加登和杜夫海納在對文學作品藝術的描述中已經表達過相似的觀點。而且當他寫到“在他看來一首詩被寫成時僅僅是一個有可能性的存在，要一直到人們讀到它並進行具體化，在更多或更少的程度上根據讀者的能力去重新創造這首詩歌，它才是現實的存在”時，他尚不知道到杜夫海納不止一次地堅持說“一首詩歌隻有當被讀者感受和被這種感受神聖化時才能真正存在”。英加登雖然強烈反對心理主義，卻肯定“（一部文學作品）的每個抽象化過程必然屬於相應的主觀體驗，隻有如果，而且僅僅如果體驗存在它才會存在”。當他提出把詩歌結構描述為“複調式”比“層疊式”更合適時，他對英加登的文學作品層疊結構理論還沒有直接了解，隻是看過韋勒克的簡短介紹，後來他才知道英加登本人認為韋勒克陳述有誤；他也沒有意識到英加登已經用過“複調式”這個詞語，盡管它指的是“審美價值特質”而不是作品結構。
他認識到這些相似點不是全然巧合，而是（除了他感覺到的從這些理論家或影響他們的西方更早的西方思想家可能產生的間接影響外）源於這些西方理論家和某些中國批評家，尤其那些他以前稱為直覺主義者現在更喜歡叫做持形而上學文學觀的批評家的相似之處，他有意或無意從後者吸取養分形成自己的某些觀點。這些相似之處其實來自作為基礎的現象學與道家哲學的相似點，後者深刻影響了相關的中國批評家。
首先，中國認為“文學是宇宙之道的顯現”這種形而上學觀念可以和海德格爾所倡導，並由杜夫海納詳加闡釋的那種認為“現象呈現緣於本體存在”的觀點進行比擬。其次，有些中國批評者持形而上學文學觀（即使他們僅僅排他性地堅持這種觀點）聲稱“我、物一體”和“情、景不分”，正像一些現象學者所聲稱主客體一致，能思與所思不分。再次，受道家思想影響的中國批評者和現象學家們都主張一種第二直覺，這種直覺隻有把判斷從現實上懸置後才能獲得。最後，這些人都認識到語言的悖論本質，它是表達不可表達的內容和重新發現主客體沒有區別之前意識、前觀念和前語言的本質的一種不適當卻又必需的工具。
除了上麵提到的外，他毫不懷疑還接受過其他思想影響，但他更關心的是思想的融合而不是影響，更關心中西觀念綜合的可能性而不是他自己觀念的單一性。身為一名研究中國文學，尤其是詩歌的語際批評家，他經常想達到將中西批評觀念、方法和標準綜合起來的目標。他在這個方向上努力的最重要成果是一篇題為《中西文學理論的綜合》的論文，這篇論文為他後續的討論提供一個觀念架構和理論基石。
林理彰評價劉若愚說：“由於他確實精通兩國語言，他已經出版的將中國詩歌、散文翻譯成英文的著作準確流暢，通常都是句法對等，恰如其分。他的批評方法一直在不斷變化，開始同意理查茲、燕卜蓀等新批評家的觀點，後來轉到現象學家像胡賽爾、梅洛—龐蒂、英加登、杜夫海納等。象征主義者和後象征主義者詩學批評家如馬拉美和艾略特對他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然而他從來沒有僅僅采取西方批評家的觀點和方法並全盤套用到中國文學上，相反的，他提出了融這些西方批評方法與中國傳統內在方法於一體的批評理論實踐體係。”